“那如果殿下先报朝廷呢？”任东问，“粮价涨到八百文的时候，报上去，等朝廷批复。批复下来要多久？十天？半个月？一个月？粮价涨到一千文的时候，朝廷说‘可’，殿下再办。那时候百姓已经饿死多少了？”
房玄龄沉默了。
“所以殿下没错。”任东说，“他做了该做的事。错的是规矩。规矩让他在对的时候做不了对的事。”
“先生这话……”房玄龄斟酌了一下用词，“太大胆了。”
“实话而已。”任东说，“你回去告诉殿下，让他别慌。朝中弹劾他，不是因为他做错了，是因为有人怕他做对了。怕他做对了的人，迟早会找到别的由头来弹劾他。今天不弹劾粮价，明天也会弹劾别的。所以这件事的关键不是怎么应对弹劾，是怎么让陛下知道，殿下做这些事不是为了擅权，是为了天下。”
“怎么让陛下知道？”
任东想了想。
“让殿下写一份奏疏。”他说，“把洛阳的事一五一十写清楚。粮价多少，百姓如何，大户怎么囤粮，殿下怎么解决的。每一个环节都写清楚，用数字说话。然后附上一句话——‘臣非敢专断，实恐待报而民死’。”
房玄龄琢磨了一下这句话。
“非敢专断，实恐待报而民死……”他低声重复了一遍，“这句话好。”
“但光写奏疏不够。”任东说，“殿下还得做一件事。”
“什么事？”
“把粮价的账本送到长安去。不是只给他父皇看，是给所有人看。让朝中那些大臣看看，粮价从五百文涨到八百文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让御史台的人看看，殿下开仓放粮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让李建成看看，殿下在做事的时候，他在干什么。”
房玄龄深吸了一口气。
“先生，你这是要把事情闹大。”
“不是闹大。”任东说，“是把事情摆清楚。殿下做对了事，被人弹劾。那就不只是殿下的事了，是天下人的事。让天下人看看，做对事的人被弹劾，不做事的在朝堂上坐着。看看到底是谁没理。”
房玄龄站起来，在帐篷里走了两步。
“先生，”他说，“你这个法子，能解眼前的危局。但会得罪很多人。”
“得罪就得罪。”任东说，“殿下要走到最后，迟早要得罪人。早得罪晚得罪都一样。但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