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家……是卧牛堡的葛老爷？”白良试探着问。
李表舅拿烟杆的手抖了一下，飞快地瞥了白良一眼，又低下头：“嗯。”
“租子重吗？”
“重？嘿……”李表舅发出一声短促的苦笑，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五五租，好年景剩下点薯干杂粮吊着命，年景不好，交完租子，全家就得喝西北风。去年涝了，欠下两斗租子，利滚利，今年怕是要拿那两亩坡地抵了……”他声音越说越低，最后淹没在呛人的烟雾里。
表舅妈抹了把眼泪，忍不住插嘴：“哪止租子！春天借他半升高粱种，秋后要还一斗。孩子他爹前年帮工摔了，想借点钱抓药，葛家管事说，钱可以借，五分利，拿房契押着……咱哪还有房契，祖上留下的破屋子早押给前一个东家了……”
春妮在一旁听着，眼圈红了，紧紧咬住嘴唇。她自己的遭遇，和眼前这家何其相似。
石根忍不住了，瓮声瓮气地说：“表舅，你别怕！咱队伍来了，就是帮咱穷人撑腰的！葛老财这种喝血扒皮的，迟早要跟他算总账！”
“队伍？”李表舅猛地抬头，昏黄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疑和……一丝极其微弱的希冀，但旋即又被更深的恐惧覆盖，“可不敢胡说！葛家……葛家有枪，有炮楼！前些年‘红胡子’（指早期的农民反抗武装）闹过，没打下来，后来……后来可惨了……”他打了个寒噤，不肯再说下去。
白良明白，长期的压迫和曾经反抗的失败，让恐惧深深植根在这些贫苦百姓心里。要点燃他们心中的火，不能只靠口号，需要更具体、更贴近他们切身利益的东西。
“李大哥，”白良放缓语气，态度诚恳，“我们不是来硬碰硬的。我们想知道，葛家除了收租放贷，还干了哪些害人的事？有没有谁家被他逼得最惨？比如，有没有像春妮这样，差点被拉去抵债的？或者，像王家峪那样，强买强卖土地的？”
提到具体的人和事，尤其是春妮活生生的例子就在眼前，李表舅的戒备似乎松动了一些。他看了看默默垂泪的春妮，又看了看一脸愤慨的石根，沉默良久，才嗫嚅着说：“村西头……老何家……比咱还惨。”
他断断续续地讲起来。老何家原是村里有十几亩好田的自耕农，葛存厚看上了他家一块靠着水渠的肥地，想连成片。先是让人在老何家田里放牲口糟蹋庄稼，接着又捏造了个“拖欠水捐”的名头，把老何抓到堡里关了两天。老何性子倔，不服，结果被葛家的护院打断了腿。老何婆娘哭天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