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晴，我问你一个问题，”我说，“你读研究生的时候，导师是不是姓杨？”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你问这个干什么？”
“你先回答我。”
“是姓杨，”苏晚晴说，“杨明远教授。他是国内犯罪心理学领域的权威，我读法医学的时候选修过他的课，后来毕业论文也是他指导的。怎么了？”
我握着手机的手收紧了一下。
“杨明远是不是在慈恩心理研究中心工作过？”
电话那头再次沉默了。这一次的沉默比刚才更长，长到我几乎以为电话断线了。
“晚晴？”
“沈逸，”苏晚晴的声音变得低沉而严肃，“你最好不要查这个地方。有些事情，知道了对你没有好处。”
“我已经在查了，”我说，“而且我已经知道了很多事情。我现在需要你告诉我——白露这个人，你认不认识？”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叹息。
“认识，”苏晚晴说，“她是杨明远教授的助手，也是慈恩心理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她在2008年秋天去世了，官方说法是心脏病发作，但——但我总觉得那件事没那么简单。”
“为什么？”
“因为她去世的前一天，给我打过一通电话，”苏晚晴的声音变得很轻很轻，像是怕被人听到一样，“她说她发现了一些东西，关于‘校长’的真实身份。她说她第二天会把证据交给我，让我帮她保管。但她第二天就死了。”
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那她有没有说‘校长’是谁？”
“没有，”苏晚晴说，“她只说了一句话——‘校长不是一个人，是一个代号。谁坐在那个位置上，谁就是校长。’”
车子在红灯前停下。我握着方向盘，看着前方变换的红绿灯，脑子里飞速运转着苏晚晴说的那句话——
“校长不是一个人，是一个代号。谁坐在那个位置上，谁就是校长。”
这意味着“校长”不是某个特定的人，而是一个可以继承和转移的身份。谁控制了慈恩心理研究中心，谁就是“校长”。
而白露在发现这个秘密之后，第二天就死了。
“晚晴，”我说，“白露那天晚上给你的那通电话，你还记得具体是什么时间吗？”
“记得，”苏晚晴说，“晚上十一点四十七分。通话时长是两分十八秒。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是她生前给我打的最后一通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