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走前，他又去了那棵树下。
树已经很老了，老得需要好几根铁架子撑着才能站立。可每年还是开花，还是结果。花开得还是那么红，果结得还是那么甜。
程念恩站在树下，摸着那些刻在树干上的名字——程砚东、阮莺莺、雪儿、程念、程思、程小晚……一个一个，密密麻麻的，像是家族的家谱，又像是岁月的年轮。
他找到了自己刻的那一个：程念恩，十岁那年刻的，歪歪扭扭的，现在已经被树皮长平了一半。
他又刻了一个新的：程念恩，十八岁。
刻完，他把小刀收起来，对着树说：
“太爷爷，太奶奶，我要去上大学了。学的是历史，专门研究咱们这样的故事。”
树沙沙响，像是在说：好，好。
程念恩又说：“太爷爷，您给冯奶奶写的那些信，我在博物馆里看过好多遍。写得真好。”
树沙沙响，像是在说：是吗？
程念恩笑了：“是真的好。不是文采好，是心好。四十三年的心，都在里面了。”
风吹过来，花瓣落在他头上。
他抬起头，看着那些红花，看着那棵老树，看着透过枝叶洒下来的阳光。
阳光暖暖的，照在他脸上。
他突然觉得，好像有人在摸他的头。
轻轻的，柔柔的，像是太奶奶的手。
他的眼眶有点湿了。
“太爷爷，太奶奶，”他说，“我会好好学的。我会把咱们的故事记下来，让更多人知道。”
树沙沙响，像是在说：去吧，孩子。
程念恩站了一会儿，最后鞠了一躬，转身走了。
走到门口，他回过头。
那棵石榴树在夕阳里，红得像一团火。
他挥了挥手，走进了人群里。
程念恩上大学那年，正好是程砚东和阮莺莺相遇六十周年。
博物馆搞了一个特别展览，叫“六十年·八分钱”。展出的除了那两枚硬币、那些信、那些照片，还有很多新征集的东西。
比如程砚东在码头扛包时用过的垫肩，破破烂烂的，上面全是汗渍。比如阮莺莺糊火柴盒时坐过的小板凳，四条腿都磨短了一截。比如他们结婚时用过的搪瓷缸子，上面的红双喜已经磨得看不清了。
还有那棵石榴树的种子。
是公园的管理员老张收集的，每年收集一些，装在玻璃瓶里。已经收集了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