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时月工资不到三千。
五万，是他一年半的收入。
他想起妻子刚查出子宫肌瘤，手术费要两万。儿子小升初，想进重点中学，择校费三万。
五万，刚好够。
“证据呢？”他问。
“证据……我们可以找工友作证。”工地老板说，“那个农民工平时就爱偷懒，安全意识差。杨法官，您看能不能……在责任划分上，给他定个主要责任？我们象征性赔点就行了。”
杨为民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那个农民工躺在病床上的照片，瘦得皮包骨头，眼睛深陷。
但很快，他又想起妻子做完手术后的虚弱样子，想起儿子如果能进重点中学，将来考大学会容易得多。
“证据要扎实。”他说，“证人证言要形成证据链。”
“明白！明白！”工地老板连连点头。
三天后开庭。
工地老板带来了三个“工友”，证言一致：农民工自己违规操作，且本身有旧伤。
农民工在轮椅上，气得浑身发抖，嘶哑地喊：“他们撒谎！我根本没有旧伤！他们是一伙的！”
但没有证据。
医院的病历里，没有旧伤记录。
最终判决：农民工承担主要责任（70%），工地老板承担次要责任（30%）。赔偿金额从八十二万，变成二十四万六。
工地老板当庭表示服从判决。
农民工当场哭晕过去。
二十四万六，扣除律师费、诉讼费，到手不到二十万。而后续的康复治疗、终身护理，每年至少要五万。
他活不了几年。
杨为民拿到了那五万块钱。
给妻子交了手术费，给儿子交了择校费。
妻子手术很成功，儿子进了重点中学。
一切都很“值”。
从那天起，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顺。
职位从审判员升到副庭长，再到庭长，最后到副院长。
案子越接越大，从工伤赔偿到医疗事故，从合同纠纷到建筑工程。
信封的厚度从五万，涨到十万，二十万，五十万。
他学会了更安全的收钱方式：不直接收现金，而是通过远房亲戚开的咨询公司走账，以“法律咨询费”的名义。
也学会了更专业的判决技巧：不在实体上明显偏袒，而是在程序上做文章——延长审理期限，要求补充证据，把简单的案子拖成复杂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