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律所，他开始研究法律漏洞。
发现了一条：诉讼时效。
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诉讼时效是三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受害之日起计算。
而最早死亡的村民，是在四年前。
郑文渊联系了化工厂老板。
“让工厂医务室出具证明，就说四年前死亡的村民王大山，当时的诊断是‘普通胃炎’，不是癌症。家属是在三年后才从其他村民那里听说可能是污染导致的，所以诉讼时效应该从三年前算起。”
“可是……王大山的死亡证明上写的是胃癌啊。”
“死亡证明可以改。”郑文渊说，“找医院的关系，重新出一份。就说当时诊断有误。”
化工厂老板照做了。
开庭时，郑文渊提交了新的“证据”：王大山的“原始病历”显示是胃炎，家属三年后才主张权利，已过诉讼时效。
法官采纳了。
王大山案的赔偿诉求被驳回。
剩下的六个死者家属，看到这个结果，慌了。
郑文渊趁机提出“调解”：每人赔偿二十万，一次性了结，不再追究。
家属们犹豫。
郑文渊让化工厂老板派了几个“工人”去村里转悠，在死者家门口蹲着抽烟，什么也不说，就是盯着。
三天后，家属们签了调解协议。
六条人命，一百二十万。
化工厂继续生产。
郑文渊拿到了五十万代理费。
他用这笔钱付了学区房的首付。
三个月后，妻子生了个儿子。
搬进新家的那天晚上，郑文渊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灯火通明的街道，心里那点不安被夜风吹散了。
七条人命，换一套学区房，换儿子一个更好的起点。
值。
从那天起，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案子越接越大，从化工厂到建筑公司，从医疗事故到工伤纠纷。
手段也越来越精妙：不再只是利用诉讼时效，而是伪造证据、收买证人、利用程序拖延。他知道怎么让一个简单的案子拖上三五年，直到原告方耗尽积蓄，绝望放弃。
每赢一个案子，他账户里的数字就增加一截。
那些因为他的手段而得不到赔偿的受害者家属，那些因绝望而自杀的人，在他的世界里，渐渐变成了卷宗里的一个名字，一个编号。
直到三年前，他开始长期为周振邦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