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英国对香港的控制力已日渐衰弱，远在伦敦的内阁对这片远东殖民地早已无心深耕细作，派驻来港的官员要么抱着“捞最后一票就抽身”的短视心态，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敛财，恨不得把香港的资源榨干再走。
要么处心积虑地在各行各业掺沙子、安插人手，试图在回归后仍能通过这些眼线施加影响力，维系英国在远东的残余势力。
权力真空的缝隙里，各类势力趁机滋生蔓延，黑帮火拼、走私偷渡、商业欺诈时有发生，整座城市的秩序如同风中残烛，摇摇欲坠。
就像陈冲所知晓的，这个时间段本是叶继欢等悍匪的“黄金期”——若不是提前被他搅乱了轨迹，叶继欢本该在这几年里高频率持枪作案，抢劫金行、对抗警方，成为香港街头人人闻风丧胆的存在。
连这样的悍匪都能横行无忌，足以见得当时香港的治安与管控已经松散到了何种地步。
更荒诞的是，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种反常现象：大批经济犯主动向警方自首。
他们绝非良心发现，而是算准了回归前的法律漏洞——此时自首，审判权归属于英国法律体系，只要聘请顶尖律师运作，钻透法律条文的空子，往往能免于牢狱之灾，最多只是缴纳一笔罚金了事。
更关键的是，一旦接受了英国体系的审判，无论结果如何，他们过往背负的罪责都会被一笔勾销，即便1997年香港回归，内地司法也无法对其进行二次清算。
这看似荒唐的操作，却成了不少经济犯“洗白”自己的捷径。
酒店套房里，陈冲指尖夹着一支烟，烟雾缭绕中，他看向身旁站着的刘明昌，语气里带着几分玩味与冷冽：“你说这些人是不是脑子不清楚？偏偏在这个时候跳出来挑衅我，真当我陈冲不敢动刀动枪？”
陈冲太清楚这个时代的红利与风险——混乱既是危机，也是机遇。
他就是要趁着这股混乱劲儿，用最酷烈、最决绝的手段快刀斩乱麻，把蓝星集团内部的蛀虫彻底清理干净，把控制权牢牢攥在手里，为后续的布局打下坚实基础。
“等97年之后，一切就不一样了。”陈冲缓缓吐出一口烟圈，眼神里闪过一丝算计，“到时候我就是个大大滴良民，顶着成功企业家的头衔，偶尔还能做做慈善，捐点钱博个好名声。既能安稳赚钱，又能落个善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