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加上经营自主权缺失，生产计划、产品分配甚至利润上缴都由官方把控，工厂根本没法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更别提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出口权早已被外贸公司垄断。
更要命的是，1980年代中期推行的“拨改贷”政策，让许多化工厂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高额的利息支出几乎吞噬了所有微薄利润。
市场与供需层面的难题同样棘手。结构性产能失衡十分严重，低端的基础化肥、普通塑料等产品产能过剩，堆积如山，而高端的特种树脂、精细化学品却严重依赖进口。
地方保护主义盛行，重复建设屡禁不止，低效产能难以淘汰，进一步加剧了市场混乱。
传统的计划调配体系已然瓦解，但市场化的销售网络尚未建立，工厂常常陷入“原材料买不到、产品卖不掉”的尴尬境地。
更让人头疼的是“三角债”问题，企业间相互拖欠货款，资金链时刻紧绷，不少工厂都因此陷入经营停滞。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降低部分化工产品关税，大量高品质的进口化纤、农药等产品涌入国内市场，对技术落后的国营化工厂造成了巨大冲击。
技术与设备的落后更是致命短板。厂里的多数设备都建于1950-1970年代，不仅能耗高、污染重，自动化程度还极低，生产出的产品根本达不到国际标准。可工厂又缺乏技术改造资金，想要引进国外先进生产线，不仅需要外汇额度，审批流程更是繁琐至极，难如登天。
陈力所在的这家化工厂，厂长还是个有梦想的，求爷爷告奶奶的好不容易搞到了经费更新设备，国内其实很多化工厂都在等死。
内部管理与人才困境也让工厂雪上加霜。
“铁饭碗”制度导致人浮于事，生产效率低下，管理层级臃肿，决策缓慢。
在工资总额的严格控制下，根本没法用薪酬激励员工，大家干多干少一个样，自然没了积极性。
技术骨干不断被新兴的乡镇企业、外资企业高薪挖走，而大学生又不愿分配到污染重、效益差的化工厂，人才流失与断层问题日益严重。
更别提工厂还要承担医院、学校、宿舍等“企业办社会”的沉重负担，高昂的运营成本让工厂难以轻装上阵。
不过陈冲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与国营大厂的困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江苏、浙江等地的部分乡镇化工厂却异军突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