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是谁？”
“种子编号零三七，代号‘老槐树’。云南保山人，退伍老兵，在同古负过伤，左耳失聪。他在瑞丽到保山的骡马道上开了一家客栈，叫‘老槐树客栈’。客栈的位置很好，正好卡在骡马道的咽喉上。来往的马帮、商人、旅客，都要在他那里歇脚。军统的人、英军的情报员、缅甸的商人，都在他那里住过。他听到的、看到的、打听到的，对我们来说，都是金子。”
“老槐树。”我念了一遍这个代号，“告诉他，小心。命比情报重要。”
“我已经转达了。”秦山说。
“继续织网。”我站起来，走到地图前，“网越大，越密，我们越安全。”
种子网络的情报在情报处汇总分析，然后分发到各相关部门。我坐在办公室里，把秦山送来的简报一份一份地看。
一份关于重庆内战战场的情报引起了我的注意。
“共军近期在东北战场取得重大进展，歼灭国军精锐两个军，缴获大量美械装备。国军士气低迷，战斗力下降。预计至多一年半，共军将取得战略主动权。”
我放下简报，点了一根烟。
一年半。也就是说，和后世的时间差不多，应该也是到1947年底或者1948年初，内战就会分出胜负。重庆如果输了，澜沧军的处境会怎样？中共如果赢了，澜沧军的处境又会怎样？
我想起了一年前的那个夜晚，那个自称“隔壁老王”的中共情报员，坐在我对面，喝着茶，不紧不慢地说着“四条默契”。他的那张纸条，还在我的保险柜里锁着。
该不该再拿出来，用那张纸条？
我犹豫了很久。
一直到那天傍晚，秦山突然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他站在门口，脸上的表情很奇怪——不是紧张，不是兴奋，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军座，有人来了。”
“谁？”
“隔壁老王。”
我手里的烟掉在了桌上。
半个小时后，我在师部二楼的小会客室里见到了他。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还是那顶缅甸当地常见的草帽。他走进来的时候，摘下草帽，朝我点了点头，脸上的表情比一年前多了一些风霜，但眼神还是那样亮。
“王军长，好久不见。”
“请坐。”
秦山端了茶进来，退了出去，带上了门。
“王先生，你这次来，是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