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92年的春天，我也背着简单的行囊，跟着同村的老乡，挤上了南下广东的绿皮火车。火车里拥挤不堪，汗味、烟味、泡面味混杂在一起，老乡拍着我的肩膀说：“建军，到了广东好好干，咱农村娃没啥本事，就靠一身力气，总能混出个人样来！”我攥着母亲塞给我的十块钱，用力点头，心里又慌又盼——慌的是前路未卜，盼的是能早日挣到钱，让父母不再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这便是我最初最简单的心理，带着几分青涩的莽撞，一头扎进了千万南下打工人的洪流里。
1995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暖融融的阳光穿透云层，洒在樟木头汽车站的每一个角落，驱散了残留的一丝凉意。相较于1990年我初来时的荒芜与混乱，此时的樟木头已经热闹了许多，水泥路取代了当初的土路，沿街的商铺多了起来，只是空气中依然混杂着尘土、汗水与廉价香烟的味道，那是属于打工人的味道，熟悉又陌生。
我站在樟木头汽车站的出口，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绿色帆布包，包上还打着两个补丁，那是母亲用旧衣服缝补的，指尖摩挲着补丁，心里泛起一阵暖意，又生出几分酸涩——出来三年，我还没能让母亲过上好日子，这补丁就像我未完成的诺言，沉甸甸压在心头。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烟盒纸，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写着一个地址，那是老乡给我介绍的新出租屋，比之前住的铁皮房稍微宽敞一点。阳光很好，刺眼却不灼热，到处都是人，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