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颗球紧跟着来。同一个速度，同一个角度。越前又跑过去。右膝这次没有声音，但痛感已经变成一种持续的背景噪音，像耳鸣。
第三颗。第四颗。第五颗。越前的移动范围越来越小，从全场跑到半场再到三分之一个场区。他的呼吸变成拉风箱一样的声音。汗水混着血丝从护具边缘滴下来，在红土上留下深色的斑点。
第六颗球。南次郎的发球节奏突然变了。球过网时带着强烈的上旋，落点在发球区内角。越前扑过去，右腿彻底失去控制，他整个人向前摔倒。
球拍脱手，飞出场外。
他躺在红土上，胸口起伏，视野模糊。右膝已经没有痛觉了——这是最坏的信号。麻木意味着神经可能受损，或者关节腔积液压迫了血管。
南次郎走过来。他站在越前身边，低头看着他。
“现在你知道了。”他说。
越前喘着气，说不出话。
“你的极限不是体能，不是技术，是疼痛。”南次郎蹲下来，伸手按住越前的右膝。他的手掌很稳，按压的力度恰到好处，“当疼痛超过某个阈值，你的身体会自动关闭所有保护机制。肌肉不再收缩，关节不再稳定，反射不再工作。这是人的本能。”
他松开手。
“但职业球员的本能不是关闭，是继续。”他说，“你要学会在疼痛中找到新的平衡点，用疼痛作为信号而不是终点。这需要时间。”
越前盯着天空。太阳已经升到树梢高度，光线刺眼。他闭上眼，感觉父亲的手还按在膝盖上。那只手的温度正在消散。
“你昨天打球时，”越前突然说，“膝盖痛吗？”
南次郎没回答。
“痛到什么程度？”
“比你轻一点。”南次郎说，“因为我已经习惯了。”
他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瓶水，拧开，递给越前。越前没接，他就把水放在越前身侧的红土上。
“今天你跑了七十三次。”南次郎说，“其中四十二次是全力冲刺，三十一次是半速移动。击球成功率百分之六十七，但所有好球都集中在前半段。后半段你的判断力和反应速度都在下降，因为疼痛分散了注意力。”
他能说出这么精确的数字，说明他一直在观察。不是用教练的眼睛，是用医生的眼睛，或者父亲的眼睛。
“明天还来吗？”南次郎问。
越前坐起来。右膝肿胀得像发酵的面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