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能样？”他站在旁边，围裙还没解，笑眯眯的。
“好吃。”她说，“比外头馆子的还好吃。”
他笑了，坐下来，给她盛了一碗汤。
“以前在家，姆妈教过我。”他说，“后来忙了，就不常做了。”
她望着他，望着他那张在灯光里柔和的脸，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满满的，涨涨的。
“默生，”她说，“以后侬不忙的时候，侬做。我洗碗。”
“好。”他说。
从那以后，他不忙的时候，都是他做饭。她打下手，洗菜，切葱，剥蒜。两个人在灶披间里忙活，锅碗瓢盆叮叮当当的，像一首曲子。
一九四四年，应该是个不平凡的一年。
日本人越来越疯狂了。太平洋战场上，他们节节败退，可在上海，他们还是老大。抓人，杀人，抢粮，封锁——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像一条快要死的狗，咬人咬得最凶。
报上的消息，一条比一条让人心里头发凉。每日都有抗日人士出事。今天这个被捕，明天那个被杀，后天又有交通站被破坏。陈醒看着那些名字，有些认得，有些不认得。可不管认不认得，她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一刀一刀地割。
胡为兴那边的联系，越来越谨慎。见面从一周一次变成两周一次，从两周一次变成一个月一次。有时候陈醒去兆丰公园，坐在第三张长椅上等半天，他都不来。她知道，不是他不来，是不能来。形势太紧了。
可情报还是要传。
陈醒在大通公司经手了好几批运往日本本土的物资。不是普通的货物——是矿石，是废铜烂铁，是机械设备。她看着那些单据，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这个当口，日本人在太平洋上被打得节节败退，军舰沉了，飞机掉了，物资供不上了。他们把中国的东西运回日本本土，做什么？不是做生意，是——她想到一个词：“续命。”
她把几批货物的船名、数量、目的地整理出来，用密写的方式写在一张小纸条上，塞进了死信箱。
过了几天，胡为兴来了消息：“收到。上级正在分析。侬继续留意。”
她继续留意。可再往后，那些货物清单，越来越敏感，越来越不能碰了。她也不敢多问，不敢多查。她只是一颗棋子，不是下棋的人。
日子照旧，可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了。
以前还能常常见到沈嘉敏，可沈嘉敏去了南洋，音信全无。
陈醒有时候觉得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