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同志，去日租界做啥？”她问。
胡为兴望着雨幕，慢慢讲起来。
那是1932年的事情了。
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组织上做了一次重大的战略调整。那时候日本人还没占上海，可谁都看得出来，这一天迟早会来。为了应对未来的变局，组织决定在上海建立一套能够长期潜伏的地下网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在日租界安插人手。
为什么是日租界？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日本人再精明，也想不到中国人敢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搞电台。
那几年，那个点在日租界一直很安静。发报员是个三十来岁的女同志，大家叫她“阿晴”。她以开小杂货铺为掩护，白天卖香烟肥皂，夜里发报。交通员是个四十来岁的老手，姓罗，大家都叫他“老罗”。他每隔半个月去一趟，取情报，送电池，检查设备。
七年了，没出过一次事体。
直到昨天。
“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胡为兴说，“必须尽快传回老家。本来可以用别的渠道，可那条渠道临时断了，等不得。只能启用日租界的电台。”
陈醒听着，心里头那股不祥的预感越来越重。
“消息是啥内容？”
胡为兴没回答。
他只是望着雨幕，继续说下去：
“阿晴昨天下半夜发的报。发到一半，外头突然有动静。她从窗口望出去，看见几条黑影正在靠近铺子。”
陈醒的心揪紧了。
“她哪能办？”
胡为兴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她把最后几个字发完，然后把密码本塞进灶膛，划了火柴。等日本人冲进来的时候，密码本已经烧成灰了。”
陈醒闭上眼睛。
她想象那个场景。深夜。雨。黑影逼近。一个女人，站在发报机前，手指在电键上跳动。一下，一下，一下。她知道时间不多了。她知道门外的人随时会冲进来。可她没有停。
她把消息发完了。
然后她点燃了密码本。
“她……”
陈醒睁开眼，望着胡为兴。
胡为兴没看她。
“她牺牲了。”他说，“日本人没抓到活口，气疯了，当场……”
他没说下去。
陈醒也没问。
雨还在下。淅淅沥沥的，打在梧桐叶上，打在伞面上，打在她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