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笔锋陡转。
她写街头。写弄堂口水斗边，女人们洗衣服时不再闲聊张家长短李家是非，而是红着眼眶，低声交换着听来的、不知真假的前线消息；写烟纸店前，几个拉车的苦力凑在一起，不再是抱怨活计，而是捏着拳头，哑着嗓子说：“妈的，要是真打过来，老子这条命，也能换他一个东洋鬼子！”写报童嘶哑的喊声，不再仅仅是“申报新闻报”，而是“抵制日货！”“支援马占山！”写那些一夜之间出现在电线杆上、墙壁上的标语，墨迹淋漓，像伤口，也像火焰。
她写声音。不仅仅是口号。她写老赵爷爷那声沉重的、仿佛从肺腑最深处呕出来的叹息；写母亲夜里拍着弟弟，无意识哼出的、走了调的、忧伤的摇篮曲；写自己心跳的声音，在深夜里，咚咚地敲击着耳膜，与远处依稀可闻的、工厂汽笛的呜咽混在一起。
她写沉默与声音的对抗，写精致的冷漠与粗粝的热血在这座城市肌理上的撕扯。她写：“江畔的钟声敲不醒装睡的人，但街头的呐喊，哪怕再微弱，也是这个民族脊梁尚未折断的证明。沉默的江水流向大海，或许会遗忘岸上的悲欢；但街头的声音，只要还有一人记得，还能唤起一人，便是星火，终可燎原。”
这不是她平时编译童话或记录市井的笔调。文字里有硝烟味，有血性，有超越她年龄的沉痛与疾呼。她写得很急，字迹有些潦草，墨水几次差点晕成一片。她顾不上斟酌华丽的辞藻，只想把胸腔里那块灼热的石头，原原本本地掏出来，掷出去，哪怕只能砸出一丝微弱的回响。
文章写完，天已近黄昏。她仔细誊抄一遍，塞进信封。收件地址是《申报》编辑部。她没有用“弄潮”的笔名，而是第一次，郑重地署上了“陈醒”。然后，她揣着信封，像揣着一团火，快步走出弄堂，走向街角的邮筒。夕阳把她瘦小的影子拉得很长，贴在斑驳的墙上，竟有了几分决绝的意味。
寄出信的第二天，九月二十六日。
清晨，天色依然阴沉。但一种不同往常的、躁动的气息，已经弥漫在空气里。弄堂里的人们起得比往常更早，神色间少了些茫然，多了种紧张的期待。连王嫂子骂招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