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园的生活，剥离掉那些严苛的作息制度和高强度的课程压力，其内核在哪个年代似乎都相差无几。
单纯又规律，也带着点年轻人特有的矜持。
至于你说课外活动？
比如篮球什么的，你可以去打，没人管你，但是别人都在卷，你去打篮球？
尤其是在四九城大学中文系这样的地方，未来的笔杆子们聚集一堂，更是将文人那点面子功夫做到了极致。
平日里，5801班的同学们见面都是客客气气的，互相称呼着同学，讨论着文学理论，争辩着某个典故的出处，言谈举止间都努力维持着一种符合身份的体面和修养。
即便暗地里较着劲，比如在投稿这件事上，表面上也还是一团和气，甚至还会互相鼓励几句。
记得这个鼓励是需要加上引号的。
但这种脆弱的平静，在周四下午的课间时分，被彻底打破了。
班长陈建军照例从系办公室抱回了一摞信件。
这几乎是每周最令人期待又忐忑的时刻。随着一个个名字被念出，一封封家书或薄薄的信封被领走，教室里起初还弥漫着收到家信的温馨和收到报社回信的期待。
然而，很快，气氛就变了。
“赵文博。《青年文学报》。”
“李卫东。《四九城日报》。”
“孙大庆。《工人文艺》。”
“周文渊。《全国日报》。”
一连念了十几个名字，都是写作速度很快的人。
这些人拆开信封，退稿。退稿。全是退稿。
陈建军每念出一个名字，从开始到期待到后面的绝望，最后讲台底下传来一阵唏嘘。
“什么眼光。我这篇散文写得哪里不好了？”
“就是，我看报纸上登的那些，还没我写的有文采呢。”
“肯定是看我们没名气。”
“关系。肯定要靠关系。”
“编辑都是瞎子吗？我写的多好，为什么不能过稿？”
窃窃私语声越来越大，逐渐变成了公开的抱怨和牢骚。
平日里努力维持的文人风度，在现实无情的打击下，显得有些摇摇欲坠。
在这些学生心中，自己精心构思，反复修改的文章被毫不留情地退回，这对这群心高气傲的天之骄子来说，挫败感是巨大的。
当最后一封信被领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