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正在办公室翻ICU排班表，桌上的红色保密电话忽然响了。
打来的人是外交部礼宾司的处长，姓方。
方处长嗓门压得极低，连喘气都带着一股子小心翼翼：“周院长，苏联驻华大使馆一等参赞佐洛托夫，半小时前直接找到我们司长。”
“说什么？”
“说巴库洛夫心血管外科中心的安德烈院士，要跟你们总院做一次'学术对等交流'。”
方处长顿了一下。
“原话——对等交流。”
周海端着搪瓷茶缸的手停住了。
对等交流。
这四个字从苏联人嘴里蹦出来，味道就不一样了。
八十年代的巴库洛夫中心，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心外科的门面。安德烈·波波夫，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人送外号“红色手术刀”，在东欧阵营的江湖地位，等同于西方的德贝基。
“对等”——翻译翻译，就是：我跟你平起平坐，已经给足你面子了。
周海把茶缸搁下。
“他们到底要什么？”
方处长苦笑：“佐洛托夫的原话是——鉴于中苏两国在社会主义医疗事业上的深厚友谊，安德烈院士愿意'指导'贵方完善心外科临床路径，并希望贵方提供近期手术的完整记录，包括术前推演图，以便'评估合作可行性'。”
周海的手搁在话筒上，顿了一下。
指导。
评估。
好家伙。
西方那十七家好歹用的是“恳请”，苏联人倒好，直接上“指导”了。
刘建民刚好端着片子从门口过，听了个尾巴，老脸上的表情跟吞了颗青杏似的。
“院长，这帮人什么意思？当咱们是加盟共和国呢？”
周海没接话。
他拿起电话拨了个内线。
“叶大夫在吗？”
“在ICU查房。”
“请她来一趟，有重要的事。”
十五分钟后。
叶蓁走进办公室。
周海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叶蓁听完，拉过一把椅子坐下，随手捡起桌上的铅笔，在一张空白处方笺背面画了个圈。
“安德烈·波波夫。”
她开口了，语速不快。
“1979年，他在《苏联外科学报》上发过一篇关于法四根治术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