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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和缓期,灾异仍时而发作。
    以上这些,是张知节依据现代的知识得出的结论。
    但他并未在纸页上如此详尽地论述,那叠纸张记录的,只是自三百年间,各个时期极端温度、重大灾害与民变起义之间的时序对照,以及他在旁批注的,关于其间关联的零星推测。
    单就有明确记载的来看,仅百年战乱期间,便发生了一千一百八十一次自然灾害,而在大昭朝立国至今的二十九年里,各地已上报了一百一十七次灾异。
    当这些本就散见于史料的零散数据,被他系统地归纳整理之后,彼此之间的联系便骤然清晰,那些数字更显得触目惊心。
    除此之外,昨晚在张书离开后,张知节重新提笔,写下了他关于白薯的试种计划。
    白薯传入大昭朝已有十余年,明明是亩产可达二三十石(约一千二百至一千八百公斤),甚至更多的高产作物,如今的实际收成却远未达到应有的潜力。
    究其原因,初期水土不服是一方面,口味也影响了其经济价值,但更关键的,在于人们至今尚未真正掌握它们的种法。
    如今白薯多在春秋两季栽种以避开寒暑,以藤蔓扦插的方式种植,但藤蔓的保存就是一个大问题,扦插时的深浅、疏密也全凭经验,成活率高低不一。
    张知节写下的,是早已在现代实践中验证过的科学种植方法。
    事实上,这些方法他和张书已在悄悄施行。
    交给张大牛家的那份五年计划里,就写了他地里的白薯该怎么种,这也是他们当初坚持雇农而非佃农的原因,只有这样,那三百亩地里种什么、怎么种,才能完全照他们的安排来。
    待到今年春天,村里人看见张家好好的良田竟种上了“不值钱”的白薯,少不了要议论纷纷。
    可张家是主家,旁人终究无法干涉他们的决定。
    他们原本的打算,是用这三百亩地作为起点,待到来年秋收,当人们亲眼见到白薯惊人的产量后,自然就会主动效仿张家的种法,如此一传十、十传百,渐渐推广开去。
    而这办法既然是从张家传出的,自然也能算是张知节的一个政绩。
    然而,关于小冰河期的推测,以及昨日大老爷转述的皇帝那番话,让他改变了主意。
    今年的寒灾已初见端倪。
    若等种植方法自然传开,至少还要几年时间,谁也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灾祸在等着。
    而且,一个心系民生、处处克己勤政的皇帝,让他最终决定冒一次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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