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沉默了很久，眼圈红了，但没哭。“车…真到那份上了？你跑业务怎么办？”
“先活下去。业务…我可以骑电动车，或者坐公交。”刘大成苦笑，“等活过来了，再说。”
妻子走进卧室，拿出另一个更旧的存折，里面是三万块钱。“这是给我爸妈准备的…应急的钱。先拿去用。车…能不卖先不卖，实在不行，先抵押吧。利息高点就高点，总比卖了强，卖了就真没了。”
刘大成接过存折，手有些抖。他知道这三万块钱的分量。加上家里的四万，一共七万。再加上抵押车的钱，大概能凑出十二三万。这差不多能填上最后的缺口，加上前面“输血”回来的现金，应该能让工厂在极限压缩状态下，撑过未来四到六个月。
他抵押了汽车，拿到六万五千元，年化利率高达18%。这是一笔昂贵的资金，但他已别无选择。个人信用的最后堡垒也被调动起来，他向两位关系最铁、也最了解他处境的朋友开口，以个人名义借款十万，承诺一年内归还，并支付高于银行理财的利息。这又是一笔人情债和资金成本。
“输血”成果与代价
当“输血”行动告一段落时，刘大成面前摆着一张新的汇总表：
?? 现金注入总计：约 98.5 万元。
（宏发45万 + 鑫利达29.5万 + 宏远抵债资产估值13.5万+其他小客户回款及资产变卖约20万 + 家庭及个人筹资约13.5万 - 部分已支付紧急款项）
?? 主要代价：
?? 利润/资产损失：应收账款折扣损失约20万；存货及闲置资产变现损失约15万（相对于账面价值或重置成本）。
?? 资金成本：抵押及个人借款产生额外利息支出。
?? 人情与信用消耗：与部分供应商关系紧张；消耗家庭应急储备及个人信用额度。
?? 心理压力：持续的“割肉”决策带来的巨大挫败感和焦虑。
但最重要的成果是：结合“止血”后每月约5万的现金缺口预测，这笔近百万的“输血”，理论上能为工厂提供接近20个月的极端生存期。当然，这没有考虑任何意外支出，也假设“止血”措施能严格维持。但在现实中，这意味着一道宝贵的、用巨大代价换来的“安全垫”。
刘大成更新了他的“企业生命体征监测表”（他自己起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