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到古民“必须实地蹲点”的建议后，王姨展现了出人意料的行动力。连续一周，她每天清晨五点半至八点，出现在古民建议的三个潜在点位——一个地铁口、一个老旧大型社区出口、一个工业园区侧门——进行观察记录。她用儿子废弃的作业本背面，用歪扭的字迹记下：地铁口人流量最大，但已有两个固定煎饼摊，竞争激烈；社区出口人流稳定，以老人、上学孩子、上班族为主，暂无直接竞争对手，但需注意城管偶尔巡查；工业园区侧门工人多，消费力相对较低，但对早餐需求量大，且已有几个流动摊贩形成小规模聚集。她还简单询问了其他摊贩的售价、大概的出摊时间、以及“有没有人管”。最终，她将目标锁定在“老旧社区出口”。理由有二：一是竞争相对少，二是离家较近，方便准备和出摊。
然而，启动资金成了拦路虎。王姨手头能凑出的钱不足一千元，距离古民估算的“极简启动配置”2100元（她按较高标准估算，目标2500元以留有余地）有一千五百元的缺口。向亲戚开口？她自觉难堪，且亲戚家也大多不宽裕。向民间借贷？她深知利息高昂，风险巨大。她的目光，最终落在了曾为她“算账指路”的古民身上，或者说，是落在古民背后那个似乎“有能力、有主意”的家庭形象上。她先找到了母亲李梅。
“阿梅，我……我真想去试试那个摊子。地方我看好了，社区那个口子，早上人不少，还没人卖煎饼。我这两天在家试了，我做的煎饼，我老伴都说比外面买的香。”王姨语气急切，带着豁出去的决心，“可这钱……还差不少。我实在是没法子了。你看，能不能……能不能让民子……或者你们家，先借我点？我打借条！我一赚到钱，马上还！我说话算数！”
母亲李梅陷入了两难。于情，王姨是多年姐妹，为人老实勤快，眼下是逼到绝处的恳求；于理，家里的经济状况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