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收到了张伟母亲打来的电话。时间是九月中的一个傍晚，电话里女人的声音嘶哑、疲惫，带着一种认命般的平静。“古民同学，我是张伟妈妈。张伟……他不上学了。后天的火车，去深圳。他说……走之前，想见见你。你看……方便吗？”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自六月那次“债务雪球模型”警告后，张伟虽然没碰分期贷，但整个人状态一路下滑，高考成绩自然惨不忍睹，只够上一所昂贵的三本，而他家根本无力承担——但听到“不上学了”、“去深圳”这几个字时，古民的心脏还是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了一下。他沉默了两秒，回答：“阿姨，我方便。什么时间？在哪里？”
次日傍晚，古民骑车来到县城汽车站附近的一个老旧小区。张伟家租住的房子在一栋灰扑扑的单元楼里。开门的是张伟母亲，眼窝深陷，比半年前苍老了十岁。屋里弥漫着劣质烟草和久未通风的沉闷气味。客厅很小，堆着些杂物，张伟父亲不见踪影。张伟从里屋出来，穿着不合身的旧T恤和牛仔裤，头发剃得很短，露出青色的头皮，人瘦了一圈，但眼神里那种长期的萎靡和纠结似乎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空洞的、近乎麻木的平静，或者说，是绝望沉淀后的死寂。
“老古，来了。”张伟扯了扯嘴角，想笑，却没成功。他手里拿着两张硬质车票，蓝色的票面，上面印着“县—深圳西”，“K字头快速，无座”。发车时间：后天凌晨五点二十。
“坐。”张伟指了指一张旧沙发。古民坐下，张伟母亲倒了杯水，就默默地退回了里屋，关上了门。
“定了？”古民看着那两张车票。无座，近二十个小时。
“嗯。跟我爸一个远房表叔联系好了，在那边一个电子厂，做流水线。包住，有食堂，一个月……说好好干能拿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