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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婉音没直接回答,只是说:“麻烦您,再帮我联系两户自己运材料没受阻的业主,随便哪两户都行。”
    经理照办。
    又走访了两家,情况惊人的一致:一家儿子在区教育局,另一家女婿在街道办工作。
    离开北苑华府,秦婉音没有停歇,又赶往记录上涉及的另外两个小区——锦华苑和丽景花园。
    利用同样的方法,通过物业或直接上门,她走访了多个投诉业主和一些“例外”的、能自行运料的业主。
    结果如同复刻:投诉的,都是普通公司职员、个体经营者或退休工人。
    而能顺利自行采购的,家里几乎无一例外,都有亲属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企,或者本身就是公职人员。
    那伙人仿佛有一份无形的“行为准则”,严格地区分着谁可以碰,谁不能碰。
    他们欺压毫无体制背景的普通百姓,对哪怕只有一点公职关联的家庭则网开一面,甚至客气有加。
    坐在回程的车上,秦婉音望着窗外流逝的街景,脑子里反复梳理着今天的发现。
    一个清晰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模式浮现出来,但随之而来的疑问更深。
    这伙地头蛇,仅仅是深谙“欺软怕硬”的街头生存法则?还是他们当中或者背后就有体制内的人,维持着那种“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的准则?
    而杨轶林呢?
    他当初拿到这些投诉时,只要稍作调查,哪怕只是电话回访几个投诉人,就不难发现这个“专捏软柿子”的规律。
    他是根本就没去了解?
    还是了解了之后,因为嗅到了其中的复杂性和潜在风险,才选择了最省事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甚至~~有没有可能,他被人打过招呼,或者得到了某种暗示?
    他是单纯的懒惰、明哲保身?
    还是已经被收买,成了默许这条潜规则运行的一环?
    想到杨轶林那副“诚恳认错但坚决不改”的态度,秦婉音更倾向于后者至少掺杂了“知难而退”的精明算计。
    他知道这潭水又浑又深,凭信访办根本搅不动,还可能惹一身腥,所以干脆装糊涂,直接“办结”,大家都清净。
    晚上回到家,秦婉音身心俱疲,但头脑却异常清醒甚至愤怒。
    她把一天的调查发现,连同自己的这些分析和疑虑,详细告诉了李澈。
    李澈听完,沉思良久,脸色也凝重起来。
    “你分析得没错。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治安问题了。能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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