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愣着没动。
他抬头，眼睛很黑，眼尾有道浅浅的疤，像是被什么划的，不狰狞，却让那双眼睛显得格外沉。
“踩。”他说，声音不高，像碾过石磨的谷粒，粗粝，但稳。
我踩了。
他托住我的胳膊肘，力道很轻，却让我站稳了。然后他转身，抄起铁锹，三下五除二把散落的谷子铲进簸箕，又一趟趟运进仓房。等最后一簸箕倒进粮囤，他额角全是汗，头发湿漉漉贴在额角，衬衫后背洇开一大片深色，像一幅未干的墨画。
我站在仓房门口，抱着自己空荡荡的簸箕，忽然觉得喉咙发紧。
不是因为摔疼了，而是因为他弯腰时，后颈露出的一小片皮肤，白得晃眼，和他沾满泥灰的手形成一种近乎疼痛的对比。
那天之后，我开始“偶遇”他。
他修水泵，我就去井边打水；他帮李婶补猪圈篱笆，我就牵着妹妹在隔壁菜园摘豆角；他傍晚骑那辆叮当响的二手自行车路过我家院墙，我就刚好在院里晾衣服，把一件蓝布衫抖得哗啦作响，仿佛那声音能盖住自己擂鼓般的心跳。
他从不主动搭话，可每次我走近，他手上的活儿总会慢半拍。拧螺丝时，指节会无意识地绷紧；焊铁皮时，护目镜后的睫毛会微微颤动；甚至只是蹲在路边抽烟，烟头明明灭灭，目光也会追着我的影子，从青石阶移到泥墙根，再移回自己沾着油污的球鞋尖上。
我们之间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却比任何情书都更密实。
直到那个蝉声炸裂的午后。
我坐在老槐树浓荫下抄《诗经》，抄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笔尖一顿，墨团晕开一片。陈砚就坐在我斜后方的矮墙上，修一台坏掉的收音机。他拆开后盖，镊子夹着细如发丝的铜线，一点点接驳。阳光穿过树叶缝隙，在他手背上投下晃动的光斑。
我假装翻页，余光却黏在他手上。
他忽然开口：“‘依依’是什么意思？”
我吓了一跳，笔尖戳破纸页。
他没看我，镊子仍稳稳悬在半空：“广播里放《采薇》，女声念这句，我听不懂。”
我合上本子，耳根发热：“……是轻柔的样子。柳条随风飘，舍不得人走。”
他“嗯”了一声，终于抬眼。
风恰好掠过树梢，槐花簌簌落下，有几朵停在他肩头，白得近乎透明。他没掸，就那么看着我，眼神安静，却像把钝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