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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不动寄来的《人民文学》合订本。我从小被要求坐姿端正、说话慢条斯理、作文要引经据典。我写的第一篇获奖作文叫《麦田守望者》,老师红笔批注:“意象清新,然稍显书卷气,缺泥土的呼吸感。”
    阿砚读完,把本子还我,指着最后一句问我:“晚晚,你真见过麦子怎么呼吸?”
    我摇头。
    他笑了,露出左边一颗小小的虎牙:“明天早上五点,东坡那块地,我带你去看。”
    于是第二天凌晨,我穿着洗得发软的蓝布衫,踩着露水未消的田埂,第一次真正站在麦田中央。天是灰青的,麦穗低垂,叶脉上悬着细密水珠。阿砚蹲在垄沟里,伸手拨开一丛麦秆,指尖沾满微凉的露:“听。”
    我屏息。
    起初是寂静。接着,极细微的“噼”一声,像谁轻轻掰断一根嫩茎;又一声,更轻,仿佛麦粒在壳里悄然撑开一道缝;再后来,是连绵的、几乎不可闻的“簌簌”声,如同无数细小的生命在暗处舒展筋骨,吐纳气息。
    “麦子灌浆,”阿砚声音很轻,怕惊扰了什么,“籽粒里存着去年秋播的雨、冬藏的雪、春分的光。它不说话,可它记得每一滴落进它根里的水。”
    我怔住,望着他沾着泥点的侧脸,喉头忽然发紧。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我写《麦田守望者》,写的是想象中的麦田;而他蹲在这里,麦芒刺进手背也不缩,写的是麦田本身——它粗粝、沉默、带着腥气与甜味,它不修辞,它只生长。
    我们之间,隔着的何止是一道田埂?
    那是两种活法:一种是被文字托举着,往高处走;一种是被土地攥着,往深处扎。
    可偏偏,我们总在田埂上相遇。
    他放学绕远路,只为经过我家院墙外那截矮篱笆。我常“偶然”在篱笆内晾衣、浇花、读诗。他远远站着,不靠近,只仰头看我。我假装专注,余光却描摹他校服袖口磨出的毛边,看他额前被汗水浸湿的黑发,看他手里永远攥着一本翻旧的《土壤学》或《作物栽培》,书页边缘卷曲如麦叶。
    有一次暴雨突至,我收衣服不及,棉布裙摆被风掀得猎猎作响。他突然冲过来,脱下外套裹住我头顶,自己淋得透湿,发梢滴水,却咧嘴一笑:“晚晚,你裙子上印着李白的‘床前明月光’,雨水一泡,墨迹晕开了,倒像月光淌下来。”
    我低头,果然见裙摆上那行蓝墨小楷正被雨水洇成一片朦胧的青灰,像雾里浮起的月影。
    我心跳如鼓,却只说:“你衣服脏了。”
    “脏了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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