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忽然懂了。
他灶膛里煨着火，不是为暖自己。
是为等我来，给母亲送药。
而他彻夜不眠，是在盘算怎么救那三亩半地。
雨下了整整两天两夜。
第三日清晨，雨势稍歇，天阴得如同浸透的棉絮。我踩着泥泞去沈砚家，想帮忙开沟。
院门敞着。
他不在。
田里也没人。
我沿着田埂往东走，远远看见他身影。
他没在自家地里。
他在村东头那片荒了十年的“死碱地”上。
那地，盐霜泛白，寸草不生，踩上去硬如铁板，连最耐碱的碱蓬都长不出三寸高。村里人早断言：“废了，喂不活。”
可他正跪在那里。
手里没拿铁锹，没拿锄头。
只有一把锈迹斑斑的小铲，和一只豁了口的搪瓷缸。
他一铲一铲，挖起表层泛白的硬土，倒进缸里；再从旁边担来的两桶清水中，舀一瓢，缓缓浇进缸中。浑浊的泥浆翻滚，片刻后，水渐渐澄澈，缸底沉淀下一层灰白的盐粒。
他在洗土。
用清水，一遍遍，洗去盐分。
我站在田埂上，喉咙发紧，说不出话。
他抬头看见我，没停手，只把缸里洗过的泥浆，小心倒在旁边一小块刚翻松的土上，又用小铲细细拌匀。
“试一试。”他说，声音沙哑，却异常平静，“碱太重，苗活不了。先洗，再掺沙，最后……种苜蓿。”
“苜蓿？”
“固氮，压碱，根深，能活。”他抹了把脸上的泥水，目光扫过远处死寂的碱地，又落回手中那小片湿润的新土上，“地没死。只是……睡久了。”
我忽然想起父亲笔记里写过的话：“土壤是有记忆的。它记得每一场雨，每一季肥，每一双耕耘的手。哪怕荒芜百年，只要给它一点信，它就肯醒。”
原来他信。
信这片地，也信自己。
七月流火。
紫云英早已沤进土里，沈砚的地换上了新绿——是早熟大豆。豆苗齐整，叶色油亮，在暑气蒸腾中舒展着倔强的生命力。
我帮母亲在院中晒辣椒。红艳艳的椒串垂挂如帘，辣香刺鼻。沈砚牵着老黄牛经过，牛背上驮着两只竹筐，里面是刚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