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青禾溪决了口。洪水裹挟着泥沙、断木、牲畜的尸体，冲垮了东边两道田埂，漫过晒谷场，涌进低洼的几户人家。林砚带着几个壮年汉子，在齐腰深的水里打桩、填沙袋，嗓子喊哑了，手上全是血口子。他浑身湿透，泥浆糊满了脸，可那双眼睛，在电筒光柱里，亮得骇人。
而我爹，再没从试验田边回来。
洪水退去后，我们在田埂尽头的泥坑里找到了他。他仰面躺着，半边身子埋在泥里，手里还死死攥着那把黑土。那把土，被雨水泡得发胀，却依旧保持着被攥紧的形状，像一颗不肯冷却的心。
葬礼简单。棺材是村里的老木匠连夜打的，没上漆，露出木头本来的淡黄色。下葬那天，天阴着，却没下雨。林砚站在坟前，没哭，也没说话。他只是解下自己一直戴着的那块旧手表——表带是棕色的皮，表盘玻璃裂了一道细纹，指针停在三点十七分。他把它轻轻放在坟头，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布包打开，里面是几粒饱满的稻种，泛着温润的光泽。他蹲下来，用手指在新培的坟土上，挖出一个小坑，把稻种一粒粒放进去，再仔细覆上细土，拍平。
做完这一切，他站起来，转向我。雨水顺着他的睫毛滴落，他看着我，声音低沉，却异常清晰：“禾安，你爹没做完的事，我接着做。你愿意……跟我一起吗？”
我没有回答。我走到他身边，蹲下，学着他的样子，在坟前另一侧，也挖了一个小坑。我从自己贴身的衣袋里，掏出一粒种子——那是去年秋天，我偷偷从试验田里留下的“青禾一号”最饱满的一颗。我把它放进坑里，覆土，拍平。
风起了。吹过新坟，吹过溪面，吹过远处尚未修复的田埂。几株被洪水冲倒的稻子，在风里轻轻摇晃，断口处，竟渗出晶莹的乳白色浆液，像泪，又像未尽的乳汁。
林砚伸出手。我没犹豫，把自己的手放了上去。他的掌心粗糙，带着薄茧，温度灼热。我们就这样站着，手牵着手，站在父亲的坟前，站在被洪水蹂躏过的土地上，站在记忆与未来交汇的裂缝里。
那之后，我辍了学。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终于明白，有些课，只能在土地上修。林砚成了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同路人。我们重新规划那片沙砾地——就是沈溪最后记录的地方。我们按她留下的数据，设计导水沟，铺设碎石滤层，引溪水缓慢渗透。我们种上耐旱的豆科植物固氮，撒下紫云英种子肥田。我们不再急于求成，而是学着等待：等蚯蚓松土，等菌群繁衍，等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