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就是这个味道。
微腥，微甜，带着腐殖质的醇厚，混着青草汁液的清冽。这气息钻进鼻腔，直抵颅底，唤醒沉睡的神经。她闭上眼，听见童年溪水潺潺，听见祖母唤她乳名的声音从老屋方向飘来，听见阿砚在身后突然开口：“你回来了。”
阿砚没走。他留在村里，跟着父亲学修拖拉机，后来自己买了台二手播种机，成了十里八乡最年轻的农机手。他皮肤晒成古铜色，手指粗壮，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净的黑泥。他递给阿沅一个搪瓷缸，里面是刚从井里打上来的凉水，水面浮着几片 mint 叶。
“井还是老位置，”他说，“水甜。”
阿沅喝了一口。清冽甘甜，带着石头的凉意与泥土的微腥，像一口饮尽整个童年的夏天。
五
研究生毕业那年，阿沅拒绝了省农科院的编制。
她回到县里，在农业局挂了个虚职，大部分时间泡在村里。她租下村东头三亩荒地，不是为了种粮，而是建“乡土种子库”。没有宏伟蓝图，只有几间砖瓦房，一个玻璃暖棚，几排木架。架子上，码着上百个粗陶罐、竹筒、油纸包——里面是濒危的老品种：青龙埂糯稻、槐荫紫薯、野蜂授粉的山核桃、祖母珍藏的“胭脂豆”……
她请来村里最老的几位农妇，教她们辨认、晾晒、贮存。老人们起初疑惑：“这些瘪谷子，喂鸡都不够！”阿沅不争辩，只默默把一粒青龙埂糯稻放在老人手心。那米粒细长，泛着青灰光泽，老人摩挲片刻，忽然老泪纵横：“这米……蒸饭时，米汤是碧绿的！”
种子库渐渐有了名气。有大学生来实习，好奇地问：“师姐，您图啥？这些老种子，产量低，抗病差，市场根本不认啊。”
阿沅正在给一株快枯死的“老槐荫藤”浇水。藤蔓细弱，叶片发黄，却固执地向着老屋方向伸展。她头也不抬：“它们不是作物，是证人。”
证人。
证人记得1960年大旱，全村人如何用陶罐接力，从十里外深潭取水，浇灌仅存的三亩稻秧；证人记得1978年分田到户，阿沅父亲在自家地头，用镰刀刻下第一道深痕，刀锋迸出火星；证人记得2003年非典，村里断了物资，是阿砚开着拖拉机，连夜运来化肥袋改装的口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