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去问。他知道，有些脚印，只适合远远望着，等它自己从土里长出来。
二〇〇四年冬，破产清算进入实质阶段。工作组在厂区中心广场搭起临时咨询台，发放《职工安置意向表》。表格印在廉价铜版纸上，油墨刺鼻。林砚负责协助登记。他看见老周排在第七位，递上表格时，手背上青筋蜿蜒，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紫黑色泥垢。表格上，“安置意愿”栏，老周用铅笔写：“留厂看田。”工作人员抬头：“田？哪个田？”老周不答，只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三粒饱满的高粱籽，红得近乎发黑。“我种的。明年还种。”他把籽粒轻轻放在咨询台玻璃板上，转身走了。那三粒高粱，在日光灯下静卧，像三滴凯旋的血。
那天傍晚，林砚在档案室找到一本硬壳笔记本，封面无字，边角磨损露白。翻开第一页，是同样清瘦的钢笔字：“青梧土壤观测日志·1972–1998，记录人：沈砚秋。”他心头一跳——砚秋？与他名字仅一字之差。继续翻，全是密密麻麻的数据：日期、采样点、温度、湿度、pH值、有机质含量、重金属残留量……每页下方，却另有一行小字，极淡，似用蘸水笔轻描：“今日，女儿出生。胎发乌黑，哭声洪亮。抱她走过一号车间，铁屑沾在她睫毛上，像星星。”
再往后：“女儿三岁，牵我手走田埂。她蹲下，挖出一条蚯蚓，说‘妈妈，它在帮土地呼吸’。我教她辨认土壤剖面：褐红层是青春，灰白层是中年，铁锰层是老年。她指着最底下说：‘那最黑的地方，是不是土地做的梦？’”
林砚的手指停在一页上。日期：1989年10月17日。数据栏空白。下方小字却浓重如墨：“今日，丈夫在锻压机事故中离世。遗物：一副手套，内衬绣着‘秋’字；一张未寄出的信，写给女儿，说‘爸爸答应带你去看海，海是蓝色的土’。我把他用过的工装埋在田东第三垄。土很暖。”
他合上本子，走到窗边。暮色正沉入那片红壤田。几个工人在田里点起篝火，火光跳跃，映着他们沉默的侧影。火堆旁，堆着几捆干稻草，还有几把铁锹。没人说话，只有柴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