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晚的父亲则是镇上唯一的中学语文老师。他书房里堆满泛黄的书，窗台上常年搁着一只粗陶笔洗，盛着清水，养几茎菖蒲。他教林晚背《诗经》：“采采芣苢，薄言采之……”声音温润，像河水漫过卵石。他总说：“文字是活的，和土地一样，埋下去，就会长出东西来。”
两个少年便在这片土地与文字的夹缝里长大。
陈砚十三岁那年，暴雨连下七日。皂荚河暴涨，冲垮了下游两处堤岸，浑浊的洪水裹着断枝败叶，直扑陈家田埂。陈砚跟着父亲跳进齐腰深的水里，用麻袋装土，一袋一袋垒堵缺口。泥浆灌进他的耳朵、鼻孔、衣领，他呛得咳出血沫，却始终没松手。林晚撑着一把油纸伞，在堤岸上站了整整一天。她没上前，只默默把煮好的姜糖水倒进搪瓷缸，用绳子吊下去。陈砚仰头喝时，看见伞沿下她苍白的脸，和一双盛满雨水的眼睛。
十六岁，林晚考上县一中。临行前夜，她提着一盏煤油灯，走到陈家田边。陈砚正蹲在地头修犁铧，火钳夹着烧红的铁块，在砧板上叮当敲打。火星四溅，映得他汗湿的脊背泛着古铜色的光。
“我给你写信。”她说，声音被锻铁声震得有些发颤。
陈砚没抬头，只“嗯”了一声，锤子落得更重了些。
她没走，又站了许久。直到灯油耗尽，火苗缩成一点幽蓝，熄了。她转身离开时，陈砚听见她轻轻踩过田埂上干枯的芦苇杆，咔嚓一声，极轻，却像踩在他心上。
后来，信真的来了。每月一封，信纸是学校统一发的横格稿纸，字迹清秀，墨色浓淡不一——有时是钢笔，有时是蓝黑墨水蘸水笔，偶尔还夹着一片压平的银杏叶，或一小朵晒干的野雏菊。信里写课堂上讲《荷塘月色》，写食堂难吃的土豆炖肉，写同桌偷偷传阅的琼瑶，写窗外梧桐叶由绿转黄……唯独不写青石镇，不写皂荚河，不写陈家田，不写那个总在田埂上修犁铧的少年。
陈砚回信极少。一年里，大约只写三封。信纸是村里代销点卖的糙黄纸，字迹粗硬，像犁沟一样直愣愣地划开纸面。内容简短：麦子抽穗了；玉米遭虫，打了药；父亲咳嗽又重了，抓了三副中药……末尾总有一句：“地好，人好，勿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