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过。”
“那边当真人人都有钱？”
卫树笑了一声：“谁告诉你的？”
“商人都这样说。”
“说这话的正好都是有钱人。”
“你在那边做过什么？”
“替人搬货，抄过单子，也给作坊守过夜。挣得比安国多，住处、吃食也贵。那里的人换了种办法管人，照样有人一句话便能叫许多人没饭吃。”
“怎么叫？”
“我守过的一处织场，起初按日给钱。半年后东家改成按匹计，断丝、坏梭还要从工钱里扣。二十几个织工约好歇工一日，天亮全坐在廊下，织机一架也没响。”
“东家答应了？”
“午时，他叫人抬出两袋米，说谁先复工，谁能先支三日口粮。”
“有人去了？”
“五个。家里已经断炊，坐不起。”卫树说，“余下的人熬到傍晚，又有七个进去。第三日还坐着的只剩九个。东家收回了新定的工钱，领头的三个人也叫他辞了。”
陆云逸问：“这算他们赢了，还是输了？”
“工钱保住了，人散了三个。你想怎么算都成。”
“你当时站哪边？”
“东家给我钱，我替他守织场，自然站在外头。夜里他叫人运米进去，我把数目告诉了廊下的人。第二日，他连我一道辞了。”
他说得随意，陆云逸却听明白了一件事：卫树去过的地方多，站过的位置也杂。他替商人做过事，同受雇的人一同挨过饿，也曾明知该拦却只拦了一次。他说的规矩都带着来处，连自己的退让也肯算进去。
他提起空桶，准备去灶房。陆云逸忽然问：“你听说过年前西埠那场乱吗？”
卫树停住脚。
“听过一些。”
“知道领头的人是谁吗？”
“不知道。官府告示只写十五岁上下，男子装束。有人说是外地流寇，有人说是梁家旁支养在外头的孩子，还有人说是瑞国派来的奸细。”
“你信哪个？”
“都能当闲话听。”
“你不想知道吗？”
“他若想留名，动手前便会报出来。”卫树看向她，“你为何问他？”
“我当时在西埠附近。”
卫树应了一声，等她继续说。
“有人说他们输在兵器太差。官兵有弓、有甲，灾民只有木杠和竹篙。若兵器更多，人也更多，那场民变会不会赢？”
“什么算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