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们率先发难。
从朝鲜、大同战事，以及陕西民乱开始说起。
然后对卢象升、赵率教、洪承畴进行弹劾。
有理有据，冠冕堂皇，振振有词。
其实，卢象升和洪承畴都是文官。
可他们都是‘重武’的支持者，属于文官集团的叛变者。
弹劾他们的，正是为了打击武臣。
兵部尚书李邦华，以及勋贵、武臣，纷纷下场反击。
文官中的重量级大佬也随即出手，将事情引申到‘重文抑武’的祖制上。
并将建奴攻占朝鲜、林丹汗进犯大同的事情，同兵政改革联系在一起。
对于东江镇、辽西、独石城等大捷，也有提及......那些都是武将的本分，该赏的也都赏了。
文官们的言语中，处处都是江山安危，声声都是黎民福祉。
一时间，朝堂上唇枪舌剑，刀光剑影。
“文武分途，以文抑武，乃是祖制，岂能轻易改变？”
“武人浴血沙场，乃是其本份，又怎能如此推崇武人？”
“文，是治理国家之核心，而武只是应对外敌的手段，绝不能相提并论！”
“武人粗鄙，只需出些蛮力，豁出去即可，可文官却是劳心劳力，二者岂能同日而语？”
......
论嘴皮子工夫，大明的文官说自己是第二，绝对没人敢自称第一。
再加上文尊武卑，是多年以来形成的风气。
武臣、勋贵们的骨头，早就被打断了。
万历初期，威震辽东的宁远伯李成梁、战功赫赫的戚继光，在给张居正写信时，要用‘门下沐恩小的某万叩头跪禀’作为开头。
李成梁、戚继光都是如此，可想而知其他武将勋贵，在面对文官时会如何。
有一牛姓副总兵，在给浙江巡抚张永嘉的信中，极尽卑微的写上了‘走狗爬见’四个字。
文官将武将勋贵视为家仆，都已经成了惯例。
又岂是短短数年的工夫，就能改变的？
此时勋贵、武将们，又哪里有底气跟文官辩论？
于是很快就败下阵来。
兵部的官员同样也是文官，除了李邦华，没几个人愿意自绝于文官集团，于是纷纷偃旗息鼓。
温体仁愁眉苦脸地站在那里。
很显然，他这个百官之首的首辅，压不住场子，已经在廷议上失去了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