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东家，你这个想法是对的，但不可行，耕三余一是特例。”
李定国摇了摇头：“这里面有四个因素，第一，公平与生存的博弈，这不是增产不增产的问题，是百姓生存权问题，
对于下游的农户来说，三分水不是为了让庄稼高产，而是为了让它保命 ，是为了在干旱年份勉强结出几颗粮食，让全家不至于饿死。
第二，从朝廷到灌区，谁也背不起变更制度的巨大风险，
三分水制度是经过长期实践，被上游、下游、大田、小农艰难接受的妥协产物，
变更后，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民间组织，都缺乏这样的公信力和强制力，一旦处理不当，就可能发生械斗。
这种械斗不是一个村子内的事儿，而是村子与村子、县与县之间的争斗，历史上的这种记载可不少。
第三，风险无法对冲，丰收或绝收，机会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