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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府试图推行郡县制、编户齐民,而黎族内部则靠‘峒’组织、合亩制以及习惯法来维持秩序。
    这种外部行政权力强行楔入内部自治结构的过程,充满了摩擦与反抗。
    黎人最恨汉人指手画脚,但最信自己的首领,黎族不听官府,只听峒主、鬼师、长老。
    可问题是官府为了有效控制,往往采用‘以黎治黎’的策略,扶植黎族上层作为代理人,也就是黎族首领。
    这些代理人与官员们勾结,沆瀣一气,对族人打压、盘剥,继而失去民心,然后就成为了引爆大规模叛乱的导火索。
    第三大因素则是歧视、欺骗与“汉奸”的挑拨。
    在官府和士大夫眼中,黎人常被视为犷悍难驯的化外之民。
    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使得任何冲突都很容易被贴上‘叛乱’的标签,而非理解为被压迫者的反抗。
    一旦打上了叛乱,于是就开始了镇压,虽然最后平息,但黎族对朝廷的仇恨就加深了,
    这种仇恨随着王权的再次渗透后在某个时间点爆发,于是朝廷再镇压,恶性循环就形成了。
    这就是为什么大明自开国至陛下登基前的两百六十年时间里,黎乱发生了十余次的原因。
    当然了,这其中汉奸(史料的称呼)的角色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些人就是那些深入黎区的汉族奸商、逃犯和亡命徒。
    他们利用信息差,一面欺诈黎人,一面又教唆叛乱、贩卖武器,从中渔利,是‘构祸’的关键推手。
    陛下登基这二十年中,打击土地兼并、清理流流寇、逃犯,重新制定律法,加上朝廷对外的数次灭国战争,这些‘汉奸’已经消失匿迹了。
    所以,这二十年来的黎汉的关系缓和了太多太多。
    但第二条的王化并没有停止……准确的说应该属于历史遗留问题。
    所以,臣建议,效仿广西的自治,让海南的黎人也自治,朝廷不再干涉他们的首领选举、不再强行推行大明的田亩制度等等;
    但朝廷要派人与黎人一起协商律法的问题,这是朝廷的底线;
    只要他们按时缴纳赋税、遵守协商的律法、维护朝廷权威,其余就由他们自己管理。
    或许这种方式能彻底的解决黎乱以及这次的槟榔严管的问题;
    其次,分层管理,沿海、城市严管,深山黎峒宽松、渐进,十年为期,不急于一时。
    随着时间点推移,海南成为海贸和海运中转、补给、维修等地,岛上荒地开垦出来,商业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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