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张居正死后被清算，若生前建坊则成尴尬。
这就是所谓的盖棺定论。
其次若是允许在世大臣建坊，易引发攀比和结党标榜，不利于皇权控制。
极少数在世元老可能获赐，但通常需满足‘功高盖世、年高德劭、皇帝特恩‘三个条件，且多为一种‘预备性’荣誉。
即便如此，牌坊的建造和落成通常也在其身后。
但这圣旨上写了，袁可立死了就能建造，这正体现了明代荣典制度的精妙之处。
既在当下给予极致尊荣的预期，又将最终评定权牢牢掌握在皇帝（或未来的朝廷）手中，确保了对功臣评价的最终控制权。
即便如此，那也是对大臣的最高褒奖，远超之前的四项赏赐。
史书会记载前四项，但读史书的又能有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