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绝对的、非人的寂静，比地下室的黑暗更折磨人。黑暗尚且能催生想象，而这片凝固的、无声的灰色空间，却在一点点消磨他的意志。他每天面对的唯一“活物”，除了沉默的看守，就是那本越来越薄的笔记本——他之前交给赵志国的笔记本的副本（或是部分摘抄），赵志国后来让人还给了他，让他“温故知新，查漏补缺”。这本笔记，既是他“价值”的证明，也成了他自我折磨的刑具。他反复翻阅那些自己写下的、关于郑怀山、李哲、周文斌的零碎片段，试图从中榨取出更多细节，挖掘出更深层的关联。记忆被一遍遍反刍，如同咀嚼早已无味的甘蔗渣，试图榨出最后一点可能的甜味。他害怕自己“没用”，害怕被遗忘在这片无声的囚笼里，更害怕那个悬在头顶、却始终没有落下的、关于“最终处置”的判决。
他不再轻易去想陈默，或者说，他强迫自己不去想。每次那个名字、那张脸不受控制地浮现，他就立刻用更疯狂的回忆来压制。他反复推敲郑怀山说过的某句话的语气，揣摩李哲某个眼神背后的深意，绞尽脑汁地回忆周文斌接触过的、任何可能有价值的人或事。他甚至在脑子里模拟与赵志国下一次见面的对话，预演自己该如何更“有技巧”地提供线索，如何更“诚恳”地表达悔过，如何更“有价值”地展现自己的“利用价值”。他将所有的精神能量，都投注在这唯一的、病态的“事业”上，仿佛这是他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最后意义。
偶尔，在“放风”时，看着高墙切割出的那一小片灰蒙蒙的天空，听着远处隐约传来的、属于正常世界的模糊声响（也许是汽车驶过，也许是孩子的笑闹，也许只是风声），他会感到一阵尖锐的、几乎要将他撕裂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阳光，渴望人群，渴望回到那个虽然充满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