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国子监虽然是杨家的发家之地，但杨安国对这里的工作并不怎么上心，他作为当世精通《尚书》的著名经学家，最关心的其实是他经筵官的工作。
因为经筵官是给官家讲课的，只要跟官家的关系足够好，国子监搞成什么样并不重要。
而杨安国自景祐年间以国子监博士的身份担任经筵官后，就始终致力于跟仁宗搞好关系，他在经筵官这条路上，一路从崇政殿说书晋升到天章阁侍讲，又晋升到天章阁待制，而目前更是爬到了翰林侍讲学士这种高级经筵官的位置上。
当然了，杨安国官位高跟他讲的好没太大关系，他的讲学特点就是完全以古代经典的注疏为依据，没有任何自己的见解和发挥，引用的事例甚至有时比较粗俗浅陋，很多经筵官同僚都以此作为笑谈。
而他还特别擅长讲解纬书.就是汉代附会儒家经义，带有神学预言性质的书，甚至还将纬书推崇到与经书同等的地位。
但不管杨安国学术水平如何，仁宗就是喜欢他。
——因为杨安国很能为仁宗提供情绪价值。
在满朝大臣数十年如一日的忠言进谏给仁宗添堵的时候，只有杨安国会在每隔几天的经筵上不漏痕迹地用经学或者谶纬之说，作证仁宗做的事情都是对的，安慰仁宗受伤的心灵。
那么仁宗知不知道杨安国是在纯哄他呢？
当然知道啊！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经筵官又不参与政务，什么都影响不了，就当是专门找个人哄自己开心了。
所以，杨安国在经筵官的职位上任职长达二十余年，仁宗不仅称赞他品行方正、为人质朴，还将他比作宋初以品德和学问著称的大臣崔遵度，予以了格外的恩宠，给他“赐紫”。
所谓“赐紫”，指的就是官家可以特赐未达到三品但地位重要、深受宠信或有特殊功绩的官员穿紫袍。
也正是因为杨安国的心思全在经筵上面，所以无人管理的国子监长期摆烂，才形成了现在的状态。
此时杨安国也顾不上宋堂语气里的不善，他此刻显然被更急迫的事情占据了心神。
杨安国大步流星地走进讲堂，目光如电般在前排稀稀拉拉的那几个监生脸上扫过，脸上失望之色更浓——这些膏粱子弟，哪个能指望得上？
“宋助教！”
杨安国声音带着明显的焦躁，也顾不上官场客套，开门见山：“本官此来非为训示，实乃有事相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