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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队顺着大运河继续向东南行进。
    很快,就抵达了苏州城。
    苏州,在唐代是江南地区唯一的“雄州”,其繁华程度甚至一度超越扬州,仅次于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 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虽未出现,但“甲郡标天下”,“人家尽枕河”的景象,已经足以说明这座城市的地位。
    李越的船队还未入城,只是停泊在城外的运河码头,那份繁华就已经扑面而来。
    运河两岸,货船层层叠叠,几乎将河道堵塞。
    码头上的苦力喊着号子,将一包包的丝绸、一箱箱的瓷器、一捆捆的茶叶搬上船。
    岸上,商铺林立,酒旗招展。
    南来北往的客商,说着各种不同的方言,在街上穿梭。
    这种景象,与北方的粗犷开阔截然不同。
    它更加精细,更加富庶,也更加充满活力。
    从泗州开始,李越就感觉到了这种变化。
    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人多。
    不光是城市里人多,店铺里人多,码头上人多。
    哪怕是走在乡间的田埂上,也能时时看到三五成群的农人。
    这种人口的密度,是除了长安和洛阳之外,北方任何一个州府都无法比拟的。
    这就是江南。
    大唐未来的钱袋子和粮仓。
    李越看着眼前的景象,眼神平静。
    ......
    就在李越的船队抵达苏州,准备对江南的膏腴之地进行更深入的探查时。
    数千里之外的京城长安,一座新落成的三层高楼矗立在西市最显眼的位置。
    楼上高悬着一块黑底金字的巨大牌匾,上书六个大字——北绒商号总号。
    这是当朝国舅,赵国公长孙无忌的产业。
    商号的二楼雅间内,陈仲永和他的父亲陈老根,正襟危坐。
    他们的对面,是北绒商号的大掌柜,王福。
    王福年约四十,面容和善,在他们三人中间的桌案上,铺着一张新式竹纸写就的契书。
    王福将契书往陈家父子面前推了推。
    “陈公子,陈老丈,契书的内容二位再看看,若无问题便可画押了。”
    陈仲永的目光还停留在那张契书上。
    这张契书在此时空,是整个大唐,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具有现代意义的工业供销合同。
    它规定了标准化的工业产品,明确了月度产能,锁定了长达五年的供货价格和采购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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