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还能有错？”
“今天让他们读书，明天他们就要抢咱们的饭碗，后天，怕不是就要坐到朝堂上，跟咱们的官老爷平起平坐了！”
“到时候，这天下，还是咱们汉人的天下吗？”
他的话，立刻引起了周围一片附和之声。
这些最朴素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市井之间迅速蔓延。
然而，在另一个层面，太学里的学子们，和长安城中的士子们，却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辩论的核心，不再是简单的“该不该”，而是上升到了“华夷之辨”的哲学高度。
太学，国子监。
数百名学子聚集在学宫的广场上，自发地分成了两派。
一派，以几位来自北方大族，深受传统经学熏陶的博士为首。
他们认为，豫王此论，看似仁德，实则是在动摇国本。
“《春秋》之大义，首在‘内诸夏而外夷狄’！”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博士，引经据典，言辞激烈。
“华夏与蛮夷之别，始于血脉，成于礼法，此乃天地秩序，人伦之纲常，岂能因一篇文章而动摇？”
“若依豫王所言，则今日之僚人，明日之突厥，后日之高句丽，皆可因习我文化而成为华夏。”
“长此以往，血脉混乱，礼崩乐坏，我华夏千年传承，岂不断送于我等之手？”
“我等读书人，食君之禄，担君之忧，岂能坐视此等‘乱天下’之言，蛊惑人心！”
另一派，则以一些思想更为开放的年轻学子为主。
他们大多出身寒门，或是亲眼见过长安城万国来朝的盛景，对大唐的强大国力，有着更直观的自信。
“博士此言差矣！”
一个名叫陈子昂的年轻学子，站了出来。
他虽然年轻，但言辞锋芒毕露。
“我大唐今日之强盛，远迈两汉，也早已非《春秋》之时可比。”
“陛下乃天可汗，威加四海，万邦来朝，我大唐正当以包容四海之胸襟，纳天下之英才，方能开创万世不拔之基业！”
“昔日孝文帝行汉化之策，方有北魏之盛，今日我大唐反其道而行之，以我华夏之文明，去教化天下万族，使其皆慕我衣冠，习我礼仪，有何不可？”
“至于血脉之说，更是无稽之谈，试问，上溯千年，谁敢言自家血脉之纯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