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悬睁开眼。
客厅里，小果在拍手唱儿歌，沈初夏跟着她打拍子。阳光透过纱帘落在地板上，干净而温暖。
“老师，他们要来找您！”
“我知道。”
“那份原始数据，您还留着吗？”
周悬没有回答。
“老师？”
“远舟，我问你一件事。”周悬的声音平稳得像在念手术步骤，“你认识的人里，有没有姓霍的？名字的首字母是L。”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长时间。
“霍临川。”陈远舟说出了这个名字，“药理系的博士后，2017年在实验室待了八个月。老师，您不记得了？”
“他跟您同一个课题组。PHAS-03的灵长类毒理实验，动物模型的给药方案就是他设计的。”
周悬当然记得。
霍临川，三十一岁那年从波士顿回国，进了协和药理系做博后。他安静，话少，实验记录写得比论文还要严谨。
他设计的给药方案被课题组采纳后，PHAS-03的毒理数据第一次呈现出完整的剂量反应曲线。
也正是那条曲线，让周悬第一次发现了数据篡改的痕迹。
霍临川的原始记录显示，高剂量组的实验动物在第十二周就出现了严重的肝毒性反应。
但提交给审评中心的最终报告里，那组数据被修改了。ALT峰值从正常上限的11.7倍，变成了2.3倍。
整整差了五倍！
周悬拒绝在报告上签字。三个月后，他被排挤出课题组。六个月后，他离开了协和。
而霍临川，在周悬离开后一个月，辞掉了博后职位，回了波士顿。
此后八年，没有任何消息。
直到今天。一份从波士顿寄来的包裹，蜡封上压着“H.L.”的印记。
里面装着一份四十二页的原始手稿。第七页的铅笔批注写着“建议立即终止给药”，落款签名正是霍临川的字迹。
“远舟，霍临川现在在哪里？”
“不知道。他辞职之后就断了联系。我去年在网上搜过他的名字，最后一篇论文发表在2019年，通讯地址是波士顿的一家私人生物实验室。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周悬走进书房，把门带上。
他在桌前坐下，打开抽屉，拨开密码锁。铁皮盒里，那份泛黄的报告安静地躺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