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裕太后每天以泪洗面，小皇帝溥仪才五岁，什么都不懂，在龙椅上坐不住，一会儿要尿尿，一会儿要吃东西。摄政王载沣是个书呆子，大事拿不定主意，小事又管得太细。
朝廷里的王公大臣们各怀鬼胎。有人主张派兵镇压，有人主张和谈，有人主张退位，有人主张跑路。吵来吵去，没有结果。
端郡王府里也是一片混乱。
王爷载琮每天坐在书房里唉声叹气。他的那些姨太太们，有的在收拾细软准备跑路，有的在商量怎么讨好革命党，有的干脆不管不顾，该吃吃该喝喝。只有静澜还是一样，每天在佛堂里念经，外面的风风雨雨，似乎跟她没有关系。
金绍祺慌了。
他慌了，不是因为大清要亡——他对大清没那么大的忠心。他慌的是，如果大清亡了，他那个衙门里的差事就没了。他好不容易爬上去的官，就这么没了。更重要的是，如果革命党真的进了北京，他这种“庆宽的人”，会不会被清算？
金绍祺找到金绍白，破天荒地低声下气了一回。
那天傍晚，金绍白正在竹苑里练字，金绍祺不请自来。他站在门口，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尴尬，有不甘，有一丝几乎看不出来的惶恐。
“六弟。”他叫了一声。
金绍白抬起头，看着金绍祺。这是金绍祺第一次叫他“六弟”。以前都是“野种”或者“金绍白”。
“大哥，有事？”
金绍祺走进来，在椅子上坐下，搓了搓手，欲言又止。
“六弟，你在外面朋友多……你听说没有，革命党那边，到底是什么意思？”
金绍白放下笔，看着金绍祺。他突然觉得有点好笑。
这个人，当年在醉月楼叫他“野种”。在祠堂里说“野种不配入族谱”。在宴席上当着满堂宾客的面骂他“野种”。现在，这个“野种”成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
“大哥想问什么？”金绍白不紧不慢地说。
“我就是想问问……革命党进了北京，会不会……会不会拿我们这些旗人开刀？”
金绍白沉默了一会儿。他知道金绍祺在担心什么。旗人，尤其是像端郡王府这样的铁帽子王，在革命党的宣传里就是“鞑虏”，是要被“驱逐”的对象。金绍祺怕死，怕得要命。
“大哥放心。”金绍白说，“革命党不是土匪。他们要的是推翻清朝，不是杀光旗人。只要不抵抗，没人会动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