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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见到林砚时,他正坐在市检察院三楼审讯室的玻璃隔间里,穿一件洗得发灰的藏青衬衫,袖口挽至小臂,露出一截冷白的腕骨。他没戴手铐,也没被按在椅子上——那不是嫌疑人该有的待遇。他是证人。准确地说,是检方唯一愿意签《污点证人豁免协议》的人。
    而我是负责对接他的检察官,沈昭。
    那天窗外下着冷雨,玻璃上爬满水痕,像一道道未干的泪。我推门进去,他抬眼望来,目光沉静,不闪不避,仿佛早已等我多年。
    “沈检察官。”他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您带录音笔了吗?”
    我点头,把设备放在桌上,按下启动键。金属外壳泛着微光,映出他半张侧脸——鼻梁高而直,下颌线利落如刀裁,唇色偏淡,像久未见血。
    “好。”他笑了笑,那笑没到眼底,“那我们开始吧。”
    ——这便是我与林砚故事的起点。也是我人生所有逻辑崩塌的开端。
    林砚不是普通证人。
    他是“青梧会”覆灭前最后一任财务总监,也是那个盘踞本市二十年、操控地下借贷、洗钱、跨境走私、甚至涉黑命案的庞然组织里,最沉默也最锋利的一把刀。
    警方盯了青梧会整整七年,线索断了又续,人证死了又换,卷宗堆满三间档案室,却始终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直到去年深秋,青梧会核心人物之一、绰号“老鹞”的陈砚舟,在澳门葡京酒店顶楼坠亡。现场无打斗痕迹,监控被删,遗书字迹鉴定为真——但法医报告里,他指甲缝中嵌着半粒蓝灰色纤维,与林砚常穿的羊绒围巾成分完全一致。
    更巧的是,陈砚舟死前四十八小时,曾与林砚在湾仔码头一处废弃冷库密谈三十七分钟。监控坏了,但港口调度系统记录显示:那晚只有一艘货轮靠岸,卸下二十吨冻虾,其中三箱标签为“空运特供”,实则夹层藏有七公斤高纯度芬太尼。
    林砚没否认。
    他在我面前摊开双手,掌心朝上,像献祭:“沈检察官,我可以指证全部。但我要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他望着我,瞳孔深处有极淡的光,像雪地里将熄未熄的炭:“保我活着。还有……别让我看见你穿制服去法庭。”
    我怔住。
    他垂眸,指尖轻轻敲了敲桌面:“你们需要我指认谁,我就指认谁。周慕白、郑珩、程砚清……包括——当年亲手把刀捅进苏棠后腰的那个人。”
    苏棠。
    这个名字像一根锈针,猝不及防扎进我太阳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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