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半个小时前，赵爱国刚才的那番声泪俱下的控诉，虽然感人至深，但在法律层面上，确实存在瑕疵。
孤证不立。
这是司法审判的铁律。
人证＜＜物证！
单凭一个证人的口供，即便他说得再天花乱坠，在没有其他物证佐证的情况下，证明力也是极其有限的。
被告完全可以用“记错了”、“有私怨”、“夸大其词”来进行抗辩。
只要姜家死不承认，这个虐待罪的认定，难度极大。
但是。
这三份出警记录的出现，瞬间补上了证据链上最关键、也最致命的一环！
第一，真实性无需质疑。这是公安机关的官方文书，盖着红章，具备最高的法律效力。
第二，关联性完美契合。赵爱国口中的“除夕毒打”、“被逼偷钱”、“雪夜罚跪”，在这些记录里得到了精确到日期、地点、伤情的完美印证！
第三，准确性不容置疑。如果说赵爱国的证词有被原告收买的可能，那么这三份出警报告就绝不可能有问题！
首先，这三份报告都是十几年前写的，总不能原告穿越时空到十几年前收买了当时的出警人员吧？！
其次，派出所出警都是两人一起，报告也是两人一起确认后共同签字存档的，一个人记错了，两个人总不会都记错了吧！
人证，物证，形成了死锁。
最妙的是记录里的那一句句“调解”、“批评教育”。
姜家以为这是无罪证明？
不。
在虐待罪的构成要件中，“长期性”、“持续性”、“一贯性”是核心要素。
这三份跨度长达七年的记录，恰恰证明了这种暴力不是偶然的失控，而是长期的、系统性的折磨！
每一次“调解无效”，都在为今天的“情节恶劣”添砖加瓦。
每一次“屡教不改”，都在把他们往监狱的大门里推得更深一步。
柳吴梅抬起眼皮，扫了一眼原告席。
利用被告的法盲心理，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自己给自己套上了绞索。
没记错的话，这个小姑娘还没毕业吧。
“咚！！”
柳吴梅声音冷冽：“既然被告方没有新证据提交，且对原告证据除口头否认外无法提供实质反驳。”
“本庭视为举证质证环节结束。”
“证人赵爱国，你可以退庭了。”
就在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