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五月之后，大唐内部似乎进入了稳定期。
皇帝不折腾了，专心盯着年初制定的各项计划的推行情况。
世家人全心全意的在外抢地盘，除了因为海贸走私的事情跟皇帝闹了两次，基本上算是消停了。
朝廷各部一大堆事情压在头上，忙得焦头烂额，谁也没有心思没事找事。
五月中旬，河北道南部及河南道中部地区遭遇了罕见的“烂场雨”，大雨小雨连下了十二天，把大量即将收获的麦子烂在了地里，有五个县的农户几乎绝收，同时大量的降水导致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南部出现了大面积的洪涝灾害，十几万人衣食无着，沦为流民。
还没等世家人拿这等大灾说事，皇帝便一纸命令，十几万流民便被岳州都督府和余杭都督府分流走了。
与此同时，一直没有结束的洛阳教门案查到了博陵崔氏和清河崔氏的几个官员身上。
没等皇帝动手，便有两家的人将几人的犯罪证据送到了孙伏伽面前，快速与几个犯官完成了切割。
随着几人伏法，皇帝宣布洛阳教门案到此为止，可以结案了。
世家人、大理寺和刑部同时松了一口气。
一不小心，不是得罪皇帝就是得罪同僚，这活儿真不是人干的！
皇帝和世家人都在尽力避免彼此之间的冲突，日常朝会都变得其乐融融，好久都没上演过全武行了。
这种诡异的平静让很多人心中忐忑不已，生怕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
不过对李宽等人来说，他们知道这是皇帝在给他们争取发展的窗口期，其他的不需要考虑，埋头种田，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就行。
这是一段难得的调整时间，李宽自然会充分利用。
十三万流民进入岳州都督府、吉州和余杭都督府，虽然对灾区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损失和灾难，但是对李宽等人而言，这就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会。
包括余杭都督府的上百万人口，完成合理调整之后，能爆出来的生产力是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岳州都督府完全无法相比的。
两个都督府和吉州州府开始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不是单纯的往一地集中人口，而是三地之间的人口大量的混居。
尤其是在宗族势力强大的扬州、明州、余杭等地，将本地的宗族原地打散一部分，分散道其他州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