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举大同旗帜，建成小康之世》”
“《帝师刘宗周受命重制礼乐，编纂》”
……
看着这些报纸的文章，被皇帝勒令在家闭门思过的钱谦益，即使心中有了准备，却仍是忍不住感到失落，为自己的境遇而叹息——
因为曾经的他，也是有希望获得这个地位的，甚至非常接近。
司法考试改为礼法考试，就是他的提议。而且他还提出了“礼为法之本，法为礼之用”，作为礼法结合的宗旨。
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他有可能成为礼法研究中心主任，为皇帝重制礼乐。
但是很显然，皇帝对他并不怎么信任，而是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刚刚进京的刘宗周。
从此以后，刘宗周就成了大明礼乐的主导者，他的学问也成了皇帝认可的治国大道，是整个朝廷都要践行的治国方略。
这种眼睁睁地看着他人成为圣贤、自己却只差一步的感觉，让钱谦益感觉抓心挠肝、心中难受之极。
以至于他混身提不起劲来，连正在写的文章，都不想再写下去。
甚至，他都产生了辞官回乡的念头，继续当自己的文坛盟主，不在官场这个泥潭里打混。
不过，想想自己的案子还没了结，会不会定罪只在皇帝的一念之间，他又不敢在这时写辞呈，直接说自己不想干——
如果触怒了皇帝，那就不是丢官去职的事情了，而是有可能下狱、落个身败名裂。
所以他只能继续干下去，按皇帝的要求，继续写支持的文章。
只是，他现在实在没心情，手里抓着报纸，翻来覆去地看。
这样翻看下来，还真让他看出了一点门道，察觉到皇帝和刘宗周之间，隐隐存在的不谐：
礼运篇的大同之世和小康之世，是陛下重新解释的。
刘宗周更注重礼的运转，而且把陛下所说的小康之世，解释为成康之世。
陛下为了让他重制礼乐，接受了这个说法。但是君臣之间，似乎存在差异。
刘宗周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就是重仁义、省刑罚。他把小康之世这个概念解释为具体存在的成康之世，也是因为“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是他心中的理想治世。
皇帝对此是不是真的认同呢？表面上似乎是，但在钱谦益看来，却不见得。
当今皇帝对法律的重视似乎更胜礼乐，之前就设立明法科和司法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