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的反击发了。
司法部的审查启动了。
但没有一个字提到那些冻死的人。
没有“哈罗德·詹森”，没有“我不想死”，没有“零下四十度”。
他们在说越权、违宪、叛乱、法律、秩序、权威、底线。
就是不说那些在冬天里坐着坐着就死了的人。
仿佛他们不存在。
仿佛那些信没有寄来过。
仿佛那个在信封背面写下“我不想死”的人，从来没有活过。
一个老人在明尼苏达冻死了。
他的邻居把那行字寄到了哈里斯堡。
陈时安念了那封信。
然后白宫说：越权。
国会说：叛乱。
司法部说：审查。
没有人说：这个人不该死。
没有人问：下一个会不会是我？
他们把法律当盾牌，把秩序当借口，把冻死的人当成数字——不，连数字都不如。
数字至少还会被统计。他们连统计都懒得统计。
填一张表，叫一辆车，拉走，完事。
但陈时安提到了他们。
只有他提到了。
所以在那些快要冻死的人眼里，在白宫和国会都选择闭上眼睛的时候，那个愿意睁开眼睛的人。
不管他穿什么衣服，不管他宣布什么战备，不管他是不是越权。
他是唯一一个看见他们的人。
于是翌日。
全联邦各州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游行。
不是人民党组织的。
不是任何人组织的。
是人们自己走上街头的。
俄亥俄。
天还没亮，市中心就已经站满了人。
不是政党活动分子，不是职业抗议者。
是工人，是矿工，是钢铁厂的蓝领，是超市收银员，是退休的老人，是抱着孩子的母亲。
他们举着牌子，牌子上写着潦草的字：
“七天”“我不想死”“先把油供上”。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矿工站在最前面，手里举着一张硬纸板，上面只写了两个字：
“活着。”
有记者把话筒递过去，问他为什么来。
他看着镜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说：
“我弟弟在北达科他。他家的油炉上个月灭了。我不知道他还能撑多久。”
他的声音很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