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急切地想要划清界限，甚至愿意放弃最重要的财源，只为换取“存在”的许可。
陈时安看着他急于表白的模样，神色并未缓和，而是继续道：
“华人在这片土地上，需要团结，需要力量。但这力量，不应该用在向更弱的同胞收取‘买路钱’上。
这力量，应该用在抵御外侮，用在争取公平，用在让我们的子弟有更好的教育，让我们的老人有更安稳的晚年。”
他顿了顿，语气放缓，却更显意味深长：
“坤先生，唐人街的‘安宁’，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有时候，一些‘本地’的、‘知根知底’的力量，如果能用在正途，懂得分寸，知道什么该做，什么绝不能碰……或许比让完全陌生的、不知深浅的外来势力闯入，对街坊们更好。”
这几乎是明示了。
陈时安划下了一条清晰的线：
你可以存在，甚至可以维持一定的“秩序”，但必须彻底改变盈利模式和行为方式，从“剥削者”转变为某种受严格约束的“维持者”，并且，必须确保华埠的利益不受外来恶性势力的侵犯。
坤爷听懂了。
这不是赦免，这是一份带着严厉条件的“新契约”。
他失去了轻松攫取财富的旧特权，但或许……保住了立足之地，甚至被赋予了某种新的、需要小心翼翼去履行的“职责”。
坤爷用力点头，几乎要指天发誓。
“请州长阁下放心！从今日起，四海帮上下，必定洗心革面！只为维护华埠安宁，绝不再做任何损害乡亲利益之事！外头若有人想进来捣乱，我们第一个不答应！”
陈时安看着坤爷那急于表态、甚至显得有些空泛的承诺，心中并无太多波澜。
他当然知道，让这样一个数十年来依靠特定方式生存的组织彻底“无私奉献”，无异于痴人说梦。
关键在于 “如何拿” 和 “拿多少”。
他拿起水杯，又喝了一口水，仿佛刚才谈论的只是一件寻常公事。
放下杯子时，他像是忽然想起什么，语气随意地补充道：
“维护安宁，出了力，街坊们若是自愿表示一点谢意，那是人情往来。但记住我之前说的，‘自愿’，‘合理’。别把人情，做成生意，更别把生意，做成了霸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