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放下了第一页报告，又拿起另一份。
“这还不是全部。
根据矿区周边医疗机构的就诊记录和尸检报告分析，过去十年，至少有861例死亡被高度怀疑与井下长期吸入有害气体、粉尘导致的急慢性职业病直接相关。
他们的死亡证明上或许写着‘呼吸衰竭’或‘心肺功能不全’，但根源，是那些失效的通风系统，是那些从未被正确佩戴的防护设备，是日复一日积累在肺里的毒害。”
他抬起头，目光灼灼，看向台下每一张面孔。
“143加861，这意味着，在过去十年里，仅仅在这三十座如今被关停的矿井中，就有上千位宾州公民，因可预防的安全与健康隐患，失去了生命。平均每年超过100人。这还不包括那些统计之外的、未被上报的悲剧。”
“女士们，先生们，这不是‘运营风险’，这是系统性的屠杀。”
“当利润的计算可以凌驾于生命的价值之上。
当监管的漏洞成为死亡的通道，政府如果继续沉默，继续‘渐进式改革’，
继续无休止地‘给予宽限期’，那就不再是治理，而是共谋。”
他双手按在讲台上。
“所以，当有人质问我们‘为何如此激烈’、‘为何不给机会’时，我的回答是：
我们给过太多机会，而机会的代价，是生命。
我们关停的不是‘资产’或‘产业’，我们是在关闭一扇扇通往坟墓的大门。
在生命与便利之间，在安全与利润之间，在人的尊严与资本的效率之间，宾州政府的选择，必须也只能是前者。”
“这就是‘为什么’。”
话音落下，发布厅陷入一种近乎凝固的寂静。
没有预想中的喧哗，只有相机驱动胶卷的细微声响，以及几声被压抑住的、沉重的喘息。
记者席上，有人放下了手中的笔，摘下眼镜，缓缓揉着眉心。
有资深调查记者紧抿着嘴唇，目光复杂地望向讲台。
他们笔下写过太多类似的故事，那些名字和数字从未如此集中而清晰地被一个掌权者说出来。
镁光灯不再疯狂闪烁，仿佛也被话语的重量慑住。
在宾州西部，一间弥漫着啤酒和烟草气味的工人酒吧里，电视上的直播画面让嘈杂的谈笑渐渐平息。
沃尔特和他的老伙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