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利福尼亚，这里的反应则复杂得多。
阳光与反战标语并存的校园和街道上，反战阵营内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裂痕与摇摆。
一部分核心活动家面色铁青，对着扩音器，声音因愤怒而尖锐：
“看！这就是他们的剧本！用一位州长的‘英雄冒险’，来掩盖成千上万无名士兵的死亡！这是无耻的偷换概念，是战争贩子的情感绑架！”
但更多的普通参与者、学生、市民，却被这“绝境求生”、“英雄归来”的结局深深触动，情感的天平发生了无可否认的微妙倾斜。
一种“生命高于政治”的本能情绪，开始稀释纯粹的批判立场。
一份颇具影响力的伯克利校园报纸编辑，在紧急会议上拍板决定了次日头版社论的方向：
“我们可以，也必须，继续谴责这场不义且无止境的战争。
但我们无法，也不应，对一个个体展现出的非凡勇气和其生命的幸存，报以冰冷的理论分析甚至怨恨。
陈州长的归来，以一种最尖锐、最个人化的方式提醒我们：
每一个被投入这场绞肉机的生命都无比珍贵。
现在，我们更应呐喊——如果国家有力量与决心救回一位州长，那么，请以同样的决心和速度，让我们所有的孩子都离开那片丛林，回家！”
在密歇根州的汽车酒吧，消息传来时，顿时爆发出喧闹的、混杂着口哨与拍桌的欢呼。
“操！我就知道！这州长命硬！”
络腮胡工人灌下一大口啤酒，咧嘴笑道。
昨夜那位口无遮拦的女装配工更是激动得满面红光，挥着拳头嚷道：
“瞧见没！真男人就是有劲儿！命都大！”
这句粗粝的玩笑引来更大的哄笑与附和，却也折射出底层民众一种直白的生存逻辑：
能从绝境中生还，本身就是能力与运气的铁证，足以掩盖许多其他瑕疵。
陈时安的“真实”与“强悍”，在这一刻被无限放大，成为他们心中某种接地气的英雄图腾。
而在广袤国土上无数普通的家庭里——中西部的农场厨房，南部小镇的客厅，东海岸公寓的餐桌旁——人们不约而同地停下了手中的活计。
正在给土豆削皮的主妇，窝在沙发里看报纸的父亲，摆弄收音机的儿子……都抬起头，彼此对视，然后缓缓地、长长地、真切地松了一口气，脸上绽开发自内心的、毫不复杂的笑容。
“谢天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