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最初激起的舆论浪花，却与科尔曼阵营预想的方向不尽相同。
在报道刊发的当天下午，电台谈话节目和街头采访中，许多普通民众的反应并非一边倒的谴责。
一位在费城市场购物的中年主妇对记者说：
“我不明白这有什么问题。”
“州长也是人，也有私人时间。
只要他没耽误工作，晚上去俱乐部放松一下怎么了？
难道要他一天24小时都穿野战服吗？”
在匹兹堡的钢铁工人社区，几位刚下班的工人在酒吧里边喝啤酒边议论。
“《探询者报》？那破报纸除了编故事还会什么？”
一个满脸煤灰的老焊工嗤之以鼻：
“我儿子在前线，州长亲自把家信带给他。就凭这个，我信州长。”
“可是那照片……”年轻些的工人迟疑道。
老焊工瞪眼道：
“照片怎么了？”
“搂下腰就是大罪了？
我年轻时候在舞会上搂过的姑娘多了去了！
重点是，他有没有干实事？
他记不记得咱们工人的困难？
我看他记得，比那些从不去工厂的政客强多了！”
这种反应颇具代表性。
许多民众，尤其是陈时安的基本盘——劳工阶层、军人家庭，对这类“私生活爆料”表现出了相当的免疫力。
经历过越战泥潭和国内动荡的年代，民众对政治人物的道德评判标准正在发生变化。
相较于完美无瑕的圣人形象，他们更看重领袖是否“真实”和“能干”。
在黑人社区和华人社区，反应则更加微妙。
一位非裔社区领袖在电台访谈中说：
“我们看过太多政客用道德口号包装自己，背地里干着肮脏交易。
陈州长至少没伪装成清教徒。
他在前线为士兵做的事是实实在在的，这比一百张俱乐部照片更有说服力。”
华人社区内部虽有担忧，但更多是愤慨。
一位侨领分析道：
“他们专挑这个时候爆料，明显是想破坏州长在前线建立的形象，”
“这是政治斗争，不是道德审判。”
就在舆论似乎开始倾向于“这是私生活不应过度干涉”的论调时。
《宾州探询者报》在次日头版放出了更重磅的“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