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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警察都跟他们一伙——出警永远慢三个小时,等人都散了他们才来。
    说她弟弟就是在矿上被冤枉的——工头自己偷了设备,半夜带着人把东西搬走了,第二天反咬一口,把所有责任推给她弟。
    她弟胆子最小,连别人家的萝卜都不敢拔,哪敢偷东西。
    她说她请过一个律师,律师收了钱就不接电话了,钱不多,就三千块,可那是她卖了大半个月的面才攒下来的。
    她说她弟在里面蹲了两年,出来之后找不到工作,矿上的黑名单比法院的判决书还管用,现在在隔壁县城帮人搬货,腰都累弯了,上个月在货车上闪了腰,贴膏药贴了一个礼拜才勉强能直起来。
    她一边说一边剥蒜,说到最后声音越来越低,手里的蒜瓣被她捏碎了,蒜汁溅在柜台上,她也没擦。
    她不说了。
    面馆里只剩厨房里汤锅咕嘟咕嘟的声音,和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苏凌云吃完面,付了钱。
    她从包里拿出基金会的卡片,放在柜台上,和找零的硬币一起推过去。
    “如果有当年案子的材料,可以寄到这个地址。”
    老板娘低头看着那张卡片。
    她把手里剥了一半的蒜放在桌上,用围裙擦了擦手指,擦完又擦了一遍,才拿起卡片。
    她看着上面那朵杜鹃花——五片花瓣,线条简洁,像一只手摊开在纸上。
    看了好几秒。
    然后她抬起头,看着苏凌云。
    她的眼神变了,不再是刚才闲聊时那种爽利的、带着抱怨的眼神,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像在水底下压了很久的气泡终于浮到了水面,咕嘟一声碎了,溅起一点看不见的水花。
    “你是……专门来帮人的?”
    苏凌云没有正面回答。
    她只是说,这碗面很好吃。
    下次来金州,还来吃。
    然后她背起包,推开了面馆的玻璃门。
    门上那串风铃又叮铃铃响了一阵。
    她走出去的时候,外面的阳光已经偏西了,夕阳从楼缝里斜斜地打过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回到旅馆,窗外天已经黑了。
    矿区井架上的红灯在夜空里一闪一闪,每隔几秒亮一次,像一个缓慢的心跳。
    远处传来运煤列车经过时的汽笛声,低沉,绵长,在城市上空久久不散,像一头老牛在夜里低吼。
    苏凌云靠在床头,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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