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九点，康伟国竟然主动来到省纪委“说明情况”。他西装革履，领带打得一丝不苟，皮鞋擦得能照见大理石地板的纹路。他神色坦然地在接待室里坐下，端起工作人员倒的茶喝了一口，然后开始陈述。他说自己对黑岩矿审批过程完全依法依规，对下属吴国栋的违法行为毫不知情，并痛心疾首地谴责吴国栋、陈景浩等人欺上瞒下。他提交了一份打印装订得整整齐齐的“情况说明”，里面逐条反驳了苏凌云的指控：王素娟的日记纯属伪造，是苏凌云为脱罪编造的谎言——他同时提供了王素娟的精神科就诊记录，记录显示她曾被诊断为轻度偏执和妄想倾向，开具过抗精神病类药物。他还“举报”：雷志刚长期违规办案，与在逃人员苏凌云勾结，伪造证据，意图诬陷领导干部。他暗示，老雷的车祸可能是因分赃不均被同伙灭口。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始终温和而节制，偶尔还会皱起眉头，像是在为这个曾经优秀的刑警误入歧途感到惋惜。
一时间，专案组的压力陡增。有人开始用更谨慎的口吻讨论证据的证明力问题，有人反复核查康伟国提供的精神科就诊记录是否真实——那张记录是真的，王素娟在丈夫死后确实去精神科开过药，但她当时是因为长期失眠和焦虑，不是妄想症。但这两个词在病历上挨得很近，足够让一个律师团在法庭上做半小时的文章。苏凌云和白晓被“保护性隔离”——名义上是保护证人安全，但她们都知道，门禁卡不再能刷开走廊尽头的铁门，座机的拨号权限被限制为只能打给专案组内部分机。苏凌云站在窗前看着楼下停车场里多出来的两辆巡逻车，忽然想到自己在监狱图书室里给沈冰打下手时，沈冰对她说过一句话：“证据链的强度不取决于你手里的东西有多扎实，取决于别人能不能在你最弱的那个环节断掉你的链。”当时她正在用棉线把撕碎的档案纸页重新裱糊在一起，没想到沈冰教的不仅仅是档案修复。
苏凌云知道，如果不能重新拿到原始证据——或者拿到比原始证据更致命的替代物——她和白晓就会被重新推上“诬告”的被告席。而老雷，如果醒不过来，就会背着“勾结逃犯、伪造证据、分赃不均被灭口”的污名躺在病历档案的最后一层。
下午，一个打扫卫生的阿姨推着清洁车进了走廊。她穿着招待所的灰色工作服，弯腰擦地时经过苏凌云门口，用手背在门框上轻轻敲了两下。苏凌云把门打开一条缝，阿姨把拖把靠墙放好，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张折成方块的纸条，